| 编者按：中越两国，关系就这么紧张了起来。
相较政治局势而言，两国的文化交流总是脆弱的，但事实上，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又是更为恒定与深远的。
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不是文化交流；某一文化对另一文化顺从、勉强接受，也绝非文化交流。交流，须有起始点与机会的均等。
在这样一个时刻，梳理中越文化交流史，并非刻意强调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与“认为凡是带有中国文化影子的东西都是侵略”一样不足取。
在这样一个时刻，搜狐文化独家对话中越文化交流史专家、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刘志强，意在厘清越南文化中的中国元素、消除中越两国对彼此在文化层面的误会，寄望文化艺术——这一本无国界的人类美好所在，不再成为政治矛盾、极端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北京紫禁城与越南顺化皇城对比
喃字书法与汉字书法相近
越南阮朝皇帝玉玺—“皇帝之宝”
汉字书法与越南
越南废除汉字，比中国废除科举还晚
搜狐文化：汉字，是何时传入越南的？
刘志强：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可上溯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时，汉字就已经传入越南。
历史上越南不少皇帝、名儒也都擅长汉字书法。譬如，黎圣宗(1442—1497)，是越南后黎朝的第四代国君，也是一位汉字书法家。
搜狐文化：古代，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有何特点？
刘志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古代中越书法交流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在越南脱离中国独立以前，书法艺术在越南的内涵与在当时中国内地无异。
其次，越南在10世纪中叶脱离中国独立后，民族主义开始萌芽发展，但是由于仍然实行科举制度，书法的优劣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人的文化水平，书法好的人在科举中更容易“金榜题名”，所以在古代，越南人练习书法也包含一定的功利主义。
越南封建王朝不仅是在科举取士时看重书法，在招募士兵时也把书法作为考核的标准之一。
再次，古代汉字书法艺术在越南被本土化的表现是喃字书法的兴起。喃字书法艺术虽受到了汉字书法的巨大影响，但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喃字碑文、庙宇对联等显示，喃字书法在越南同样曾登大雅之堂。
搜狐文化：你在文章中写道，“10世纪中叶，越南脱离宋朝独立，但汉字仍然是其官方文字”。
刘志强：越南在10世纪时脱离宋朝独立，但越南与中国的之间的“朝贡”关系一直延续着，汉字一直是越南的官方文字。
当时，越南与中国虽然保持着“朝贡”关系，但是在文化上，并没有强迫越南一定要接受汉文化。那时，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的周边国家不少，除韩、日、越三国外，其他的国家都没有把汉字作为官方文字使用。
不仅如此，越南还仿照中国，以汉字作为载体进行科举取士，直至1918年才下诏废除，比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时间还晚。
汉字书法艺术之所以得到古代越南各个阶层的接受，是因为汉字书法已经成为了一种为越南人所用、所享的艺术。
1945年，越南宣布将一种拉丁化“国语字”作为国家的正式文字，汉字在越南才逐渐停止使用。
搜狐文化： 越南推拉丁化“国语字”是什么背景？
刘志强： 近代，法国殖民者在越南逐渐推行拉丁化“国语字”，试图割断中越文化的密切关系。1884年后，越南成为了受法国保护的“保护国”，但是顺化朝廷作为法国的“傀儡政权”仍然苟延残喘。科举在中部和北部得以延续。当时越南精通汉字，谙熟汉字书法的知识分子还是不少。由于越南科举考试时必用汉字，而书法的优劣与金榜题名有密切关系，所以， 虽然到了近代，法国最先在越南南方推行法语、拉丁化国语的教育，但是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传统教育仍然保留着。
应该说，在得知科举在越南被废除的消息之前，有“考取功名”思想的越南人仍然重视书法的学习。譬如，被称为“越南的孙中山”的潘佩珠，是越南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他同样参加过越南的科举考试，汉文功底深厚。1923年，潘佩珠在上海法租界出版其著作《天乎地乎》时，胡适、沈钧儒均为其题序。1925年，潘佩珠还曾为悼念孙中山写了两副汉字对联。
越南老百姓家最喜欢挂“福”、“寿”二字
搜狐文化：现在汉字书法在越南的现状如何？
刘志强：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发展，汉字书法艺术在越南方兴未艾。近年来，越南文化部门都会不定期地在首都河内的文庙举办汉字书法展览。越南各地还成立了汉字书法研习中心等机构用以推广汉字书法。很多越南普通老百姓家都喜欢把汉字书法挂在厅堂中作为装饰。每逢春节前夕，很多越南人都会到河内文庙里求字。汉字书法甚至成为了一些年轻人的一种信仰。
2006年11月，我曾经到河内西湖观光，发现沿着西湖岸边有一条满是书法铺面的街道。在那里，很多年轻人向精通汉字书法的老学者求字。年轻人喜欢求的字包括“成”、“达”、“福”、“禄”、“发”等。我不禁感叹越南人对于汉字文化艺术的深厚认同。
越南老百姓家中最喜欢悬挂的两个字是“福”和“寿”。其原因除了与中国普通家庭一样希望“多福多寿”以外，在越南，皇帝也喜欢在节日书写此二字。与中国一样，古代时，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皇帝的御赐亲笔作品……
喃字书法与汉字书法相近
“四大发明”进越南
搜狐文化：除了书法艺术，中越文化交流还有什么典型的例子？
刘志强：中越交流史由来已久，且两国由于在地理上相接等原因，中国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传入越南极为便利，这一方面有利于越南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而直至今天，我们还能通过语言看到历史上这种交流的痕迹，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四大发明”与“四大名著”传入越南的情况。
搜狐文化：您先说说“四大发明”吧。
刘志强：在现代越南语中，中国的“四大发明”被按照汉语之语法顺序音译为“Tú’？a.iph？tminh”，而对于“四大发明”的名称我们都能从越南语中找出类似的词语，例如:纸，有ch1？和giâ’y;印刷，有in和â’n;罗盘、指南针，有lab？n和kimch1？nam;火药，有thuô’csúng和ho？a？u’o’c)。这不仅仅只是汉语对越南语影响的原因，其实在历史上，两国交往过程中的确存在着这些领域的交流。
搜狐文化：造纸术，是什么时候传入越南的？
刘志强：公元前1世纪，中国历史文献上已经有记载使用纸，纸发明以后，不仅在中国本土很流行，并且向世界各地传播。在东方，纸在2世纪时传至朝鲜，3世纪时传至日本。在南方，3世纪时纸也传到了越南。
现在保存下来的越南汉文古籍，大多成书于10世纪以后。这些文献中并没有谈到纸从中国传入，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那时越南已经能够自行造纸了。
但我认为，越南独立以前曾与中国混为一同，独立后文房四宝照用不换，自然无须专门提及。1370年，越南黎朝送给朱元璋的贡例中，规定有纸扇。
搜狐文化：那印刷术呢？
刘志强：虽然造纸传入越南的时间较早，但是由于印刷在技术上的高要求，所以越南印刷行业大约是在13世纪左右初具规模。中国使用雕版印刷书籍的开始一般认为是在公元6世纪的隋朝。唐和五代雕版印刷逐渐发展，北宋的印刷书籍几乎全部代替了手抄本。隋唐时期，安南与内地关系密切，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所受限制不大。10世纪以后，中国文化仍然受到越南人民和越南封建王朝的重视和推行，但在13世纪以前，尚未发现有文献涉及越南使用刻板印刷书籍的记载。
搜狐文化：火药呢？
刘志强：关于历史上制造火药的方法传入越南的情况，史籍并无明确记载。但历史上越南脱离宋朝独立以前两地有关火药的交流却是不断。
4世纪初期，中国的炼丹家就知道越南是供给炼丹原料的重要地方。14世纪，中国人已经把火药用在铜制或铁制的火炮中，作为重要武器了。 越南史籍关于越南制造和使用火药、火炮的记载不多，但是越南在14世纪初已经在战争中普遍使用火药了。
搜狐文化：还有指南针？
刘志强：现在中国人到越南久居时，有不少传统的东西是不用带去的，其中包括毛笔、象棋、墨汁和罗盘等。
越南史籍中关于指南工具传入越南的记载较早，传说在周朝周公就下令造指南车送来华朝贡的越裳国人返回。
我国在北宋时，指南针已经在航海上和军事上使用，而越南中、北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南中国海的海陆交通枢纽，特别是位于越南中部的广南港，在近代已经成为国际性的港口，福建、广东、潮州、海南、西洋、暹罗等商人都来往于此经商，当时赴越南最多的外国人便是中国人，中国人乘船到越南的历史可追溯到秦汉。此外，由于中越技术上的频繁交流，越南的造船技术也不断提高，1413年，明朝曾招请越南的造船工人到中国，越南官修汉文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载:“明永乐十一年(1413)，黄福选取匠人及其家小送燕京造船。”当时造船必然需要安装指南针，这更能说明两国在造船技术上的交流。
越南阮朝皇帝玉玺—“皇帝之宝”
“四大名著”在越南
搜狐文化: “四大名著”的影视改编作品，曾在越南播放?
刘志强: 在越南语中，“四大名著”完全按照汉语之语法顺序称为“Tù ？a.idanht？c”(四大名作)或“Tù’？aiky`thu’”(四大奇书)，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名著”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在越南播放产生了巨大影响。
搜狐文化:“四大名著”在越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刘志强: 根据我的亲身体验，现在在越南，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和《西游记》以及其中的人物，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0世纪90年代，根据四大名著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在越南上映后，自然也受到越南广大观众的欢迎。在越南电视台播放中国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那段时间里，每天从开始播放到结束，河内市街道上的行人，特别是少年儿童，骤然减少。
而“四大名著”中的人物和称呼同样被直接借用到日常生活当中来。其中包括《西游记》中的“TônNgo.Không”或“TônH？nhG1？a”(孙悟空)、“SaTǎng”(沙僧)、“B？tGió’i”(八戒)、“Huyê`nTrang”(玄奘)，《水浒传》中的“？a.ica”(大哥)，《三国演义》中的“Lu’uBi.”(刘备)，《红楼梦》中的“LâmDaiNgo.c”(林黛玉)等已经非常普遍地被运用到越南日常口语当中。
特别是《三国演义》在越南影响尤其深刻，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概括:
其一是对关云长的崇拜。
越南许多地方都建有关帝庙(称协天护日忠义大帝)，不少家庭还以图影供奉，并尊之为“关圣”或“德关圣”，不敢直呼其名。值得一提的是，在越南语中“Quan Công”与汉语的“关公”发音几乎完全一样，此外关公的木雕也已经成为当今越南一大特色产品。
其二是把《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事件当作修饰语流传于口语中，如“张飞脾气”(暴躁)、“是个貂蝉”(喜欢说谎)、“野董卓”(很阴险)、“像曹操”(性多疑)、“刘备借荆州”(久借不还)，等等。现在，译成现代越南语的“四大名著”在越南的网站上随处可见，访问量亦相当之高，有关“四大名著”的出版物也不断再版。
此外有关“四大名著”的玩具、文化用品等都受到越南人的喜爱。
“四大名著”对越南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文学界，在“四大名著”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前，历史上越南人已经把“四大名著”的素材应用到自己的民族艺术形式当中去了。
搜狐文化：“四大名著”是如何传入越南的？
刘志强： 明末清初越南官方已经下令禁止购买中国的书籍了，再加上“四大名著”曾被中国列为禁书，所以中越正史并未有“四大名著”传入越南的确切记载。
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华人由于避乱而旅居越南的较多，特别是当时到越南中北部经商的两广商人也不少，他们对于“四大名著”传入越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根据所发现的“四大名著”的版本，我们可以大概推断其传入的年代。
我尚未发现历史上传入越南的中文原版“四大名著”，我认为原版汉字书籍由于脱离越南平民的口语，很难产生平民化的巨大影响，但原版中文的“四大名著”当时在知识分子阶层应该是产生了较大影响。
搜狐文化：越南对“四大名著”的译介，始于何时？
刘志强：有关越南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的研究，目前以马祖毅、任荣珍两位先生的研究最为深透。参考两位老师的研究成果，会发现，在“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传入越南的时间最早，而史书《三国志》传入越南较早。《三国演义》在越南的传播，是先有故事戏，后有译本。
同日本、朝鲜相比，《水浒传》传入越南的时间似乎晚了一些，但《水浒传》的越译却早于《三国演义》。1906年至1910年间，西贡出版了《水浒演义》的译本，译者是阮安姜。稍后，又有阮政瑟、阮杜牧、武明智的译本在西贡和河内两地问世。1960年，罗辰翻译的七十回本，由河内明日出版社推出，全书分三卷，附插图，译文实际上是六十九回，译者在序言中说道:“(《水浒》)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亚洲人民的骄傲。”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全译本，1962年至1963年由河内文化出版社出版，共六册。前八十回的译者是武培煌和陈允泽，后四十回是阮育文和阮文煊，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作为底本。卷首有当时越中友好协会会长裴杞于1959年(开译时间)4月所写的“前言”，“前言”除了对《红楼梦》进行介绍以外，还说“想要正确评价《红楼梦》，必须理解此书不只是讲爱情故事，而是在谴责封建社会，在此书中作者特意描写了被统治阶级毁灭的美好心灵”。
“四大名著”
越南的世界名著——《金云翘传》改编自中国作品
搜狐文化：在世界文坛享有地位的越南名著《金云翘传》，与中国也有渊源？
刘志强：“人生不满百，才命两相妨”，这是暨南大学黄轶球先生早年所译越南阮攸“六八体”诗传《金云翘传》的开篇首句。中国明末清初并非很有影响的言情小说《金云翘传》，到了18至19世纪，被越南汉学家阮攸成功地进行了再创作，从而成为了越南古典文学的经典。
越南的《金云翘传》通常被称为“Truy？n Ki？u”。在中国文学和中国小说上，中国《金云翘》虽然未能跃过龙门，登上大雅，但它对越南文学，特别是对越南喃字文学发展的贡献与影响，却是不能忽视的。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越南文坛上崛起了一位文艺巨匠，他就是阮攸。阮攸根据青心才人编次的《金云翘传》，并使用越南喃字，对其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删改和创作，用越南独特之六八体诗歌形式完成了后来世界著名的《金云翘传》（又名《断肠新声》）。
《金云翘传》著作版本多。根据2004年越南国家图书馆数据显示，越南现存阮攸《金云翘传》版本一共有42种，其中喃字版本22种，拉丁国语字版本共20种。而其中最早的喃字版本是1866年河内柳文堂刻印的版本；最早的法文版本是1884年法国巴黎译本；当时由Abel des Michels翻译并注释；最早的越南拉丁国语字版本是由越南著名语言学家张永纪转写成的，1875年由西贡国家印刷厂印刷出版的版本。阮攸的《金云翘传》在法国影响最大，从1884年到2005年阮攸的《金云翘传》的法语翻译版本一共有10种。我国翻译阮攸所著《金云翘传》最早的是1959年由暨南大学黄轶球先生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值得一提的是黄轶球先生是从法文译本再翻译成汉文译本的。
阮攸所著《金云翘传》为越南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坛获得声誉。《金云翘传》与邓陈琨的《征夫吟曲》、阮嘉韶的《宫怨吟曲》和阮辉嗣的《花笺记》被列为“安南四大奇书”，其中《金云翘传》更被尊崇为“安南四大奇书”之首。“明乡人”潘石初有诗赞美道：“有明一代无双妓，大越千秋绝妙词”，我国早年著名越南史研究专家张秀民先生则把阮攸称为“越南的歌德”。 现在越南很多人都能诵读阮攸拉丁国语字版本的《金云翘传》，少则数句，多则几十句、上百甚至上千句。越南人民对于《金云翘传》的感情不仅仅是对于一种文学作品的感情，而是融入了个人的一种对于亲人、家庭、国家等信念在一起的感情，甚至上升成为一种信仰。阮攸的《金云翘传》是越南喃字文学发展到顶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越南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不仅仅奠定了其在越南文坛的地位，更是为越南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所编的《世界文学史》多把阮攸的《金云翘传》列为了中古东南亚文学的代表之作。目前越南也成立了类似于中国“红学”的“翘学”。其作者阮攸更因该著作而在1956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应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胡志明还曾经用《金云翘传》的诗句鼓励越南人民从事革命斗争。
《金云翘传》
对待两国文化的合适态度
搜狐文化：中越文化交流，受政治影响有多大？
刘志强：还以书法为例。
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擅长汉字书法，其所留墨迹以楷书居多。胡志明的楷书线条饱满，大方工整，用墨浓淡相间，略似启功先生墨法，但又有唐书法家虞世南楷书之风。擅长汉字书法也曾为胡志明早年在法国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根据台湾学者蒋永敬的研究，大约在1917年末，胡志明到巴黎定居下来。由于他具有汉文书法的训练，于是利用他的美妙笔法，以修润照片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我认为，谙熟汉字书法对于胡志明个人的生活还是对于其寻求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20世纪中叶，中越关系曾经一度亲密至“同志加兄弟”的程度。当时书法交流也成为政治交往的一个内容。胡志明、黄文欢与董必武等人之间都曾进行过书法交流。
1959年8月，胡志明在游览中国庐山后，题有楷书三字“庐山好”。1961年5月，胡志明游桂林漓江时曾以楷书题诗一首，诗云:“桂林风景甲天下，如诗中画画中诗。山中樵父唱，江上客船归。”游桂林阳朔时又题楷书六字“阳朔风景好”。1965年，胡志明与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一同游黄山，董必武曾即兴泼墨，书《别黄山四绝》赠胡志明，胡志明又书《游黄山日记》诗六首赠董必武。
胡志明最著名的汉字书法作品当是1968年春所题词“越中友谊，万古长青”。胡志明于1969年9月逝世，此幅楷书当是胡志明逝世前最珍贵的墨迹。胡志明题此八个大字一反其用墨浓淡有致的常法，墨迹极其浓厚，连落款也一样。联系当时越南国内的政治和中越关系的形势，我们可以想象胡志明书写时的心情。
中越关系恶化后，两国文化交流也受到重大冲击，在越南各种中文报刊纷纷被取缔或改版，中越书法交流也受到阻碍。
令人欣慰的是，自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汉字书法艺术及其他形式的书法交流在越南再度逐渐兴起，这是令两国文化界欣慰的事情。
我认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越南人更多的是“仰慕华风”，而非全是被强制学习或者效仿中国。历史上，汉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更多时候是越南对汉文化的一种善意接受，而非强加。
搜狐文化：您似乎不认可越南是“小中国”的说法？
刘志强： 艺术无国界。但中越关系恶化时期，文化艺术会成为两国政治矛盾、极端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过分人为地强调中国文化的影响和认为凡是带有中国文化影子的东西都是侵略的一种形式的观点似乎都不可取。
当淡化这种政治矛盾，我们冷静地思考过后会发现，这些东西原来也可以互相包容，互相促进。过分强调“强势文化”的影响或者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恐怕我们的看法都很难相对客观。
越南文化中的不少中国的元素已经完全融入到越南本土文化中。以越南最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金云翘传》为例，其蓝本、内容、情节均来源于中国明清小说《金云翘》，但自其作者阮攸改编成功至今，尽管中越关系起起伏伏，我们尚未发现其被剔除出越南文化之外，反而成为越南无人不知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中越文化关系中较为罕见的文化交流现象，这同样会让不少不了解越南文化的人费解，但是事实上又是如此。
使用现在国家间的领土边界来划分中越文化的界限是明显有缺陷的。历代越南王朝的建立者多是华人，根据史料记载，越南前黎朝(981—1009)创立者黎桓，本属广西籍，李朝(1010—1225)的创立者李公蕴、陈朝 (1225—1400)创立者陈日煚，本属福建籍，胡(1400—1407)的创立者胡季犛，本属浙江籍等。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认为越南文化就是中国的，因为此“中”非彼“中”，此“越”非彼“越”。
我个人认为，越南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似乎更深。在唐代，越南被中国称之为“安南”，属唐朝管辖，当时“安南”有三位学人考中唐朝进士，分别为姜公辅、姜公复和廖有方，过去越南学界（甚至现在）多认为为三位都是“越南人”，但根据现在最新发现的相关碑文和史料证明，三位进士的父亲都是从两广迁居至“安南”境内的。
同样，认为凡是汉字的东西都是中国人强加给越南人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是文化关系被利用成为政治矛盾的工具。
实际上，越南中部以南大片地域在15世纪以前，多是占人统治的领土，我国史书多称之为“占城”（学界现在多称之为“占婆”），其文化也与越南现在的主体民族大相迥异。除此以外，越南现在是一个包含54个民族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
越南若对汉文化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越南的文化才可能得到更多国家的重视和兴趣。这同样也会极大地促进了越南与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而也进一步丰富了越南的本土文化……[详细]
受访者：
刘志强，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教授，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兼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曾留学于越南国家大学、并曾在厦门大学、法国远东学院吉隆坡中心访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出版学术专著5部，论文40余篇，代表作有《中越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曾获邀赴日本早稻田大学、马来亚大学等国外院校访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主要从事中越文化交流史、中越关系史的研究。
访问者：
朱玲，搜狐文化频道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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