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ture Văn học Việt Nam 中文

用中國文史料來理解越南漢文小説: 以《皇越春秋》為例 (Dùng văn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 lý giải tiểu thuyết Hán văn Việt Nam: trường hợp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用中國文史料來理解越南漢文小説: 以《皇越春秋》為例 (Dùng văn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 lý giải tiểu thuyết Hán văn Việt Nam: trường hợp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Sunday, 04 September 2011 23:01 阮南 (Nguyễn Nam) 阮南

壹、前言

 

用中國文史材料來解讀越南漢文小説並不是一條新的途徑,這是由於中、越文學長存非常密切的關聯,所以研究越南古典文學時,引用或對照中國文史材料,是爲了達到更深入的理解。本文以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的角度重新檢視這條常見的研究途徑,選擇越南漢文歷史小説Hoàng Việt xuân thu《皇越春秋》(亦名 Việt Lam xuân thu《越藍春秋》)作爲考察對象,先呈現越南漢文歷史小説的概觀,再介紹《皇越春秋》在越南歷史小説大系中的地位。本文的重點是運用互文性與接受理論來解讀《皇越春秋》的一些關鍵情節,通過閲讀的過程,可以觀察出被引用及互讀的文史材料易位到新語境後發揮了什麽作用,建構了什麽新含義,同時揭露讀者參與建構文本意象之職能。

貳、越南漢文歷史小説和《皇越春秋》

一、《三國演義》:越南漢文歷史小説的外來啓發因素

 

關於越南漢文歷史小説的起源,除了本國社會、政治、文化環境一同促成歷史和小説結合之外,學者還不能忽略《三國演義》作爲外來的啓發因素。而在考察《三國演義》傳入越南的歷史以前,值得先考察《三國演義》所依據的《三國志》在越南的流傳情形,因為《三國志》史書與《三國演義》歷史小説中間有十多個世紀的間隔,而在這長久期間之中,《三國志》故事成爲中國話本、戲劇熱愛的題材,並也流傳到近鄰諸國。

西晉陳壽所撰的《三國志》傳入越南的確切時間雖還待考,不過應該不會太晚。十八世紀史學家Ngô Thì Sĩ 吳時士在其Việt sử tiêu án《越史標案》中批評 Lý Anh Tông 李英宗皇帝(1138年到1175年在位)濫用民力,惟其建設社稷壇及孔明廟可算合義[1],由此可見祭祀諸葛孔明之信仰在十二世紀越南已經很盛了。此外,《大越史記全書》也有幾條關於諸葛亮的記載,例如書中的 Trần Anh Tông 陳英宗紀(1294年到1314年在位)說:「昔者黄帝立井田以制兵,諸葛累江石以為『八陣圖』,衛公裁為『六花陣』。」又如 Trần Thuận Tông 陳順宗紀(從1388年到1398年在位)說:「甲戌七年明洪武二十七年……二月,上皇命畫工畫周公輔成王、霍光輔昭帝、諸葛輔蜀後主、Tô Hiến Thành 蘇憲誠輔 Lý Cao Tông 李髙宗,名為『四輔圖』以賜 [Hồ] Quý Ly 季犛,使輔官家當如此也。」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名士李濟川 Lý Tế Xuyên 按照《三國志》史料來編撰其Việt điện u linh tập《越甸幽靈集》(1329),特別是該書中的〈士(燮)王傳〉[2]。越南黎朝大臣Nguyễn Trãi 阮廌抵抗明朝軍隊侵略時曾寫信給明朝將軍王通諭降(〈再諭王通書〉1427),其中說:「昔漢昭帝,劉氏之遺派耳,孔明能使大業復興。……吳人之不勝困苦,其害卿等相繼來降,如張飛、呂布,反為群下所害,此必然之理也。」[3]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到,《三國志》故事、人物以及其衍生的宗教信仰到十五世紀初期已經深入越南社會、政治、文化各方面,為越南人接受歷史小説《三國演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那麽《三國演義》何時傳入越南呢?廣西民族大學的陸淩霄教授認爲:「綜觀越南漢文歷史小説,一般都受《三國演義》一書的影響,可以說,是《三國演義》啓發了越南的漢文歷史小説創作。」 [4] 北京大學夏露教師也指出:「〔《三國演義》〕幫助開啓了越南的歷史小説。」[5] 但是對於《三國演義》傳入越南的時期,教授承認:「目前缺乏這方面的資料記載。」[6] 還有學者根據越南詩人吳時仕 (1726-1780) 所寫的《奉准撰三國各回詩并贊題障風屏》一組詩而斷定:「《三國演義》早在十八世紀就流傳到越南。」[7]

其實有數個可靠資料可以顯示《三國演義》於何時傳入越南。明人嚴從簡《殊域周咨錄》(1574)一書中提及中國書籍在越南流傳的狀況曰:「及其黎氏諸王自奉天朝正朔,本國〔指安南〕遞年差使臣往來,常有文學之人則往學藝,編買經傳諸書,并抄取禮儀官制内外文武等職,與其刑律制度,將回本國,一一倣行。」[8] 據嚴從簡的書籍分類和記述,其所謂「儒書」之中,除了四書,五經之外,還有《三國志》與《剪燈新餘話》等。[9] 雖然嚴從簡沒有清楚地説明此部《三國志》為史書抑或小説,然其可能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簡稱。另外還有其他的旁證可以顯示《三國演義》在越南流傳的早期狀況。越南十六世紀的作家 Nguyễn Tự 阮嶼在他的小説 Truyền kỳ mạn lục《傳奇漫錄》裏所用的典故也來自《三國演義》,例如孔明隱居臥龍崗的「寄傲草盧,南陽閑日月」 (“Na sơn tiều đối lục”〈那山樵對錄〉)[10],曹操誤殺呂伯奢全家的「縛殺之語」(“Nam Xương nữ tử lục” 〈南昌女子錄〉的批語)[11],及張昭勸告孫權的「水莫共長江之險」(“Lệ Nương truyện” 〈麗娘傳〉)[12]。明末遺臣朱舜水(1600-1682)在其《安南供役纪事》(1657?)裏,對於本地士人關注九流之術而忽略儒典之情況也有如此的告誡:「貴國〔指安南〕讀《三國演義》、《封神》等記,信為實然,勤勤問此,譬猶舍金玉而寳瓦礫,芟嘉禾而養荑稗也,亦甚失取舍之義矣。」[13] 從朱舜水所言可以知道在十七世紀前半期,《三國演義》已成為越南人士熱愛閲讀之作品。

據上所述,可以推斷《三國演義》傳入越南應是在1428年至1574年之間,且是在越南黎朝創立之後與《殊域周咨錄》成書之前。這部小説與陳壽《三國志》應在十五世紀初期左右已於本國士大夫中廣泛地流行,而到十六世紀時,《三國演義》已成爲本國士大夫常常引用的文學材料,到了十七世紀,此書在越南新開闢的南方疆土之中亦是廣受歡迎。

 

二、補史,勸誡和虛構

 

十七世紀創作的 Hoan châu ký《歡州記》(亦名 Thiên nam liệt truyện Nguyễn Cảnh thị Hoan châu ký《天南列傳阮景氏歡州記》)是現存最早的越南漢文歷史小説。《歡州記》有四卷,一卷四回,描寫「自越胡朝丙戌歲[1406]至本朝永治戊午年[1678],凡二百七十三年事跡」。[14] 該書是採摭前有的三部作品 Thường quốc nam chinh ký《常國南征記》、Phan thị trường biên《潘氏長編》和 Hoan châu Nguyễn Cảnh ký《歡州阮景記》編寫而成的,故作者云:「于閑日凴取三藁兼綴為一。」

《歡州阮景記》跋云:「阮氏所記,著一家之事可也。今則牽引國事,許多條話,援引遺編。……蓋借南塘阮氏一記,而泛顯天下二百七十三年事跡。」由此可知《歡州記》不但是一部宗族家譜,也是一部關於國史之書。在編撰此書的過程中,編者還摻入他本鄉的「Nam Đường 南塘泛話」。所謂「南塘泛話」包括「與正史有異」的事情,有的有荒誕、虛構之屬性,例如「萊公尸臥象背、景河活捉乾王等事,不知真否如何,須待尋查別集,始得凴信」。[15]

本書編撰的方向與目標是:「稗官野史敢賽朝編,唯因這著以寓古今傳跡,覽其脫漏而為國史之釋注也。……雖輯倘有未詳,而按史演文,經歷世事,編繼入傳,間已成帙。後有欲要覽中古記載,方可從此批閲,自有勸誡在乎其中云。」[16] 以上的跋語明顯地表達了編者「以失傳史實來補充正史」的定向,及運用虛構筆法之意識(例如「泛話」、「按史演文」等),並含有勸誡之目的。後來的作品如《皇越春秋》、Nam triều công nghiệp diễn chí《南朝功業演志》(亦名 Việt Nam khai quốc chí truyện《越南開國志傳》)、Hoàng Lê nhất thống chí《皇黎一統志》諸歷史小説等,都與《歡州記》一樣有「補史」、 勸誡之意識。

 

、《皇越春秋》:成書年代及其他問題

 

《皇越春秋》先述Hồ Quý Ly 胡季犛(1336–1407)和其子 Hồ Hán Thương 胡漢蒼篡奪 Trần 陳朝江山,繼而敘述 Lê Lợi黎利(1384–1433)與明朝軍隊聯合討伐胡氏,後又起義打敗明朝軍隊,恢復安南主權,創立朝,共三十年的歷程經過(1400-1430)。全書分為三卷,一卷二十回,計六十回。

關於該書的作者,越南學者Trần Văn Giáp 陳文甲根據「傳聞」(“tương truyền”)提出作者可能是河内省春安坊的甲申(1884)舉人Vũ Xuân Mai 武春梅。但是陳先生也承認這種「傳聞」是無書可查的,所以武春梅是否為《皇越春秋》之作者應該存疑。[17]

雖然《皇越春秋》之作者至今還不可考,然按照文本内外在之證據來判斷,此書應是十九世紀初的作品。《皇越春秋》有兩種版本形式,除了 Duy Tân 維新戊申(1908)出版的是木版印刷(叫《越藍春秋》,以下簡稱「印本」)外,其他現存諸本皆為手抄本。[18] 其共同的特點是避越南阮朝皇帝之避諱字,特別是 Thiệu Trị 紹治皇帝(諱名 Nguyễn Phúc Miên Tông 阮福綿宗, 1807–1847)和 Tự Đức 嗣德皇帝(諱名 Nguyễn Phúc Thời 阮福時,1829–1883)。不過,並非所有的手抄本都一律避紹治皇帝之諱名,譬如皇帝的諱字「宗」有的版本寫缺了「示」頂上的一橫,而有的仍完整地寫出。印本則避紹治皇帝諱名,「宗」字皆作缺筆,也避嗣德皇帝之諱名,「時」皆作「辰」字。[19] 總而言之,版本中的避諱字顯示該書在十九世紀中期已經問世了。[20]

還可以從書名「皇越」兩字和書内一些地名,而證知《皇越春秋》是越南阮朝之作品。用「皇越」來代表越南是阮朝常見的說法,許多阮朝的書籍都以「皇越」為書名。[21] 書中還有幾個阮朝才有的地名,例如鎮定、鎮邊(第40回)、福壽(第45回),都是阮朝才設的新地名。[22]

值得注意的是在越南統一之前,《皇越春秋》在越南北方不但長期沒有受到關注,反而還受到激烈的批判。陳文甲先生由於假定《皇越春秋》的作者是武春梅,而武春梅與兩位常被認爲親法的大臣Hoàng Cao Khải 黃高啟(1850–1933)和Lê Hoan黎讙(1856-1915)有所牽連,所以陳先生在越-美戰爭高潮的一九六○年代後期嚴厲地批判他們:

 

作者故意地歪曲了許多史實,作品也充滿了反動、反歷史、反正義的思想。最明顯的例子是:第10回描寫黎利兄弟謀圖和朝諸將軍聯合,贊助明朝軍隊攻打季犛,以安定人民。這是影射黃高啟黎讙幫助法軍彈壓〔越南義軍〕的事情,把這件事和黎利、黎善〔黎利之弟〕幫助明朝將軍張輔 [1375-1449] 打敗季犛之事,看成等同。……對這樣的事情,他們叫做正義,當心做走狗,讓同胞殘殺同胞,真是無限可憎、無限可惡![23]

 

由於假定為作者的武春梅其來歷仍然不詳,陳先生的譴責實際上僅僅是基於歷史人物黎讙而來。由於黎讙為印本「越藍小史」作序,一些學者(包括陳文甲先生)認爲黎讙和跟他一樣親法的人士,利用《皇越春秋》所寫黎利聯合明朝軍隊打敗胡季犛父子的事情,來為他們和法軍合作之行爲辯護。但是最近南定省南直縣緣興村的陳氏家族在網路上公佈了嗣德36年(1883)編成的族譜,其中提到該族譜參考了《皇越春秋》一書。[24] 所以《皇越春秋》之作不是直接跟黎讙有關,而可能是以黎利暫時與明朝軍隊聯合的情節,來反映越南阮朝一部分士大夫爲了等待崛起的時機而跟法國強敵暫時妥協。

據上所論,可以推定《皇越春秋》成書於阮朝中期,在法侵之後(1858以後),或者在1858年至1883年中間。

 

參、互文性簡介

 

爲了瞭解外部文本如何增加和建構一個文本之意義,此處先簡介「互文性」概念,以作爲理論基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這術語來自於法國學者Julia Kristeva (朱麗婭‧克里斯特娃)在 Critique (第23輯,1967年)發表的文章“Bakhtine, 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巴赫金、詞、對話、小説),她說:

 

橫向軸(作者-讀者)和縱向軸(文本-背景)重合後揭示這樣一個事實:一個詞(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詞(或文本)的再現,我們從中至少可以讀到另一個詞(或一篇文本)。[25]

 

Roland Barthes (羅蘭‧巴特)亦提出相似的理論,認爲任何文本都是互文(intertext)。基於互文性理論,克里斯特娃在1974年提出 「transposition」 (易位)的新概念:

 

互文性一詞指的是一個(或多個)信號系統被移至另一系統中。但是由於此術語常常被通俗地理解為某一篇文本的「考據」,故此我們更傾向於取易位 (transposition) 之意,因爲後者的好處在於它明確指出了一個能指體系 (système signifiant) 向另一能指體系的過渡,出於切題的考慮,這種過渡要求重新組合文本——也就是對行文和外延的定位。[26]

 

幾年前,克里斯特娃再寫一篇文章“‘Nous Deux’ or a (Hi)story of Intertextuality”(我們倆兒或是互問性之(歷史)故事),其中她贊同 Michael Riffaterre (米歇爾·里法泰爾)描寫互文性是怎樣在閲讀過程中被啓發的。根據里法泰爾的立論,在閲讀過程中,「文本驅力」(textual drive)使讀者與文本之間形成一種「强迫的讀者反應」 (compulsory reader response)。他把讀者需要尋求其他文本以理解其正在閲讀之文本的驅力與吃油炸圈餅 (doughnut)的人的心態比擬。如同吃油炸圈餅的人一樣,讀完一個文本之後,讀者的思緒還離不開文本(或者油炸圈餅)的虛空中心(naught),爲了理解文本(或「吃光」那個油炸圈饼),故想辦法來填補那個虛空中心,而所謂的虛空中心也可稱作「解釋項」(interpretant) 或是「聯結者」(connector)。克里斯特娃亦認為文本中缺少、不見的部分,是一種驅使讀者的魅力,使讀者因自身閱讀的需求而強迫自己以「互文」的方式來追求文本的完整性。[27]

基於上述的互文性理論,以下我要採用中國文史材料來理解《皇越春秋》這部越南漢文歷史小説。

 

肆、用中國文史料來理解《皇越春秋》

 

一、從書名談起

 

本小説的書名中「春秋」兩個字容易讓人想到從孔夫子起頭的《春秋》系列書籍,包括《春秋三傳》、《呂氏春秋》、《晏子春秋》、《春秋繁露》以及《吳越春秋》等書。談起孔子與《春秋》的關係,就必然想到《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28]

 

孟子的話令我們聯想到《皇越春秋》嚴厲批判胡季犛父子篡位之事。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說的「亂臣賊子」在該書前面的四言詩〈傳敍〉中也借用了(看下文),所以本書作者是否想以《春秋》筆法來寫作?事實上作品的章回形式已經反映作者的創作虛構小説之意圖。胡氏篡位之事本來是小説主線之一,這可以施展孔子《春秋》褒貶精神。另一個主線是黎利對抗明朝軍隊的大故事,作者的寫法毫無疑問地是將歷史和小説結合的,這一點使本書更接近東漢時期的《吳越春秋》。關於《吳越春秋》的寫法,今人張覺解釋說:

 

該書雖大量取資於《左傳》、《國語》、《史記》等史籍,但並不拘泥於此,而又採摭摻入了不少佚聞傳説,其中恐怕也不乏作者的想象塑造之辭;同時,它又注意到故事的完整性,注意寫清其來龍去脈。所以從它記載史事這一點來説,是一部史書;但從它記載的内容與格調來説,有不同嚴謹的史家之實錄。它實是一部介於史家與小説家之間的作品,可謂是後代歷史演義小説的濫觴。[29]

 

再者,《吳越春秋》和《皇越春秋》兩書的書名構造也是一致的:它們都把國名跟「春秋」一詞連起來。因此讀者拿到《皇越春秋》一書的時候,就收到了書名傳來的預告:本書既有孔子《春秋》褒貶的精神,又有《吳越春秋》歷史與小説結合的模式。

 

二、本書之大意

 

拿該書〈傳敍〉開頭的四言詩來說,這首詩共十六句,大部分都可以用外在互文的方式來解讀。當然讀者也可以不要互文而直接瞭解整首〈傳敍〉詩,但是他只能領會這首詩的表面意義,不能看出文本的多層語義。舉例而言,〈傳敍〉詩的開頭四行和它們的互文如下:

 

傳敍詩 互文
有德則治 《荀子‧致士》: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30]

 

邦乃其昌 《尚書‧商書‧仲虺之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31]
無德則亂 (同上第一句)
天促其亡 (同上第二句)

 

關於第一句「有德則治」,來自《荀子‧致士》的相近互文「得之則治」給與讀者一個更完備語境:有德的聖王必得君子擁護,得君子擁護之後必能擧道法,道法已舉必能百姓歸依而國土安定,國土安定必能天下大治。同樣地,來自《尚書‧商書‧仲虺之誥》的互文「邦乃其昌」繼承其前的意境而發展之,使第二句的含義更加顯露:隨順天道而奉行正義的聖王必能安邦昌國。上引兩條互文也確立了其後兩句的意境,指出無德者必要慘敗之後果。

爲了更深入領會本書的大意,我們還可以閲讀第一回的開頭:

 

話説天下大物也,自非聖德好生神武不殺,不足以當之也。為人牧者,不可恃富強而文德不修,武功不競,甚至教化淪於上,風俗壞於下,雖強如,富如,亦不能救亡國敗家之患也。[32]

 

上引的短文中有三個值得注意的道德政治概念:「聖德好生」、「神武不殺」和「文德」。《尚書‧虞書‧大禹謨》有一段皋陶議論帝王好生之德可以教化其臣民的話,茲引述如下: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33]

 

帝王以純善之心統御其臣民,公明和寬容地行賞罰,他的好生之德下洽於其臣民心中,因此臣民敬服帝德而不敢違反刑律。「神武不殺」之語出自《周易‧繫辭上》:「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孔穎達疏曰:「夫《易》道深遠,以吉凶禍福威服萬物,故古之聰明叡知神武之君,謂伏羲等用此《易》道能威服天下,而不用刑殺而畏服之也。」[34] 這是說君王不應該濫用殘酷的刑罰來壓制其民,而是通過吉凶禍福的機制而畏服之。 「文德」一詞可見於《周易‧小畜》象辭:「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這裡「文德」是美好、高尚的道德。此詞也出於《論語‧季氏》:「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何晏集解引包咸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矣。」[35] 假如國土、民生已經統一、安定,而「遠人」還「不服」,則王者必修其文德,讓他們歸服。這裡「文德」正是「内聖外王」之聖德,不僅包括以禮樂教化遠人,也要按照聖德而修身。此外,「文德」還與「武功」相對:王者應該以文德懷柔遠人,不應該用武功征服,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

最後,我們還應該參閲該書最末一段,以完成我們略論《皇越春秋》大意的使命。黎利打敗明朝軍隊之後,由於陳朝的後裔已絕,所以向明朝上表求封,即國王位,施行正法:

 

文書調役,務從寬簡。天下太平,四民樂業,朝廷閒暇,邊境無虞,成一唐虞之宇宙。始知有大德者,天與之,人歸之,固不恃富強而天下自治矣。[36]

 

這段結語間接地把黎朝與胡朝對比:胡氏無道,不順天理,而致敗亡;黎朝順天行道,又有大德,而得天下,天下太平自治。其中「大德」是得受天命的前提,故《中庸》說「德為聖人」和「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大德者必受命。」[37] 此外,「天與之,人歸之」之語來自《孟子‧萬章上》:「萬章問: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慕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與之,人與之。」[38]據小説所述,「大德」或「文德」也包含「聖德好生」和「神武不殺」諸品德,特別表現於黎利對明朝敗將及其士兵寬和仁愛的態度(第59、60回),胡氏父子和明朝軍隊則因缺乏這些品德而終歸失敗。

 

三、補史意識及國土獨立精神

 

小説正文前的序說:「是書也,於黎太祖得國之始末,六十回中固已概括之。」爲了對整段歷史的演變做更多面向的呈現,該書作者引用了多種史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國史書。越南教授Phan Huy Lê 潘輝瓈指出這本小説不但只「參考許多國内史書、民間傳説」,而且還諮詢了「一些中國史料」[39]。這些中國史料至少有《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殊域周咨錄》和《越嶠書》,且在《皇越春秋》寫作過程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通過借用中國史書記錄下來而在越南比較罕見的資料,本書提供給其讀者同胞站在皇明朝廷上旁聽、觀察君臣議論的機會,揭露越南史書絕無記載的明朝内情。《皇越春秋》在小説語境之中引用中國史料的情形很多,以下是一些例證。

由於胡季犛和其子胡漢蒼篡奪王位,陳朝後裔天〔添〕平奏請明成祖救援。成祖敕諭漢蒼迎接天平歸國,奉其為君主,另也敕令廣西總兵韓觀選兵五千,與其副都督黃中將之,以防事變。漢蒼表面上奏表奉命,而暗地裏伏兵殺害天平[40]。黃中等不免引兵回國。下面是《殊域周咨錄》與《皇越春秋》記述成祖與諸臣論安南之事的對比:

 

《殊域周咨錄》 《皇越春秋》
天平與〔薛〕喦皆死。〔黃〕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上遂決意興師。[41] 先是黃中等送天平歸國被失,引殘卒回朝。奏聞,成祖大怒,謂成國公朱能曰:「蕞爾小國,敢拒大邦。此而不誅,兵則何用!」朱能頓首曰:「逆賊大罪,不可容誅。臣等請伏天威,一舉殄絕。」(未必)成祖遂決志興師。[42]

 

 

從以上的兩段引文可以看見,同一事件通過不同自我和他者的語言敍事,而呈現差異。《殊域周咨錄》以陳天平之死作爲黃中「不得已引兵還」之緣由,而《皇越春秋》說的是黃氏兵敗而不得不「引殘卒回朝」,似是換轉視角,將保護陳朝後裔回國的明朝軍隊,轉換成必須打敗的外國干涉勢力。《殊域周咨錄》中明成祖把安南和胡氏父子合稱爲「蕞爾小醜」,《皇越春秋》則把「小醜」改成「小國」,而這個「小國」打敗黃中的後果是將戰爭升級,與「大邦」全面開戰。至於未來大戰的結果,安南小國是否不敵明朝大邦,作者在朱能所說「一舉殄絕」之後的兩字簡潔批語「未必」已先作預告了。

出兵之日,明成祖在龍江江邊禡祭誓眾,其誓詞依然從《殊域周咨錄》易位到《皇越春秋》:

 

《殊域周咨錄》 《皇越春秋》
黎〔胡〕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于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于無窮。其共勉之。[43] 胡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無養亂,無玩寇,無毀廛行,毋害稼穡,毋肆取貨財,毋掠人妻妾(二句是徒誓耳),無殺降。有一犯者,雖功不宥。無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必擇立陳氏子孫賢者,統治一方(如此,不敢奉詔),班師告廟、以次定功。[44]

 

《殊域周咨錄》作者嚴從簡對明太祖之誓詞評論說:「按:觀誓衆之詞,俱平定安集之略,與古帝王神武不殺,真有光哉!」[45] 假如明朝軍隊將領都能嚴格執行其命令,四海將會安定,天下將會太平。可惜的是凡人的言行之間常不一致。《皇越春秋》借越南將軍范旦之口,告訴我們明朝軍隊之過失(第13回):

 

兵法曰:「引兵圖國,先用其民。民先和而後造大事。」況彼〔指明朝軍隊〕自構兵以來,殘虐生靈,殺傷黎庶,河北之眾扶老擕幼度江而南,號哭之聲振動天地,將軍已親見之矣。且人極則反,民苦則離,事起于中,欲制不得。[46]

 

《皇越春秋》又敘述了明朝軍隊佔據安南之後,設立都指揮司與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將安南納入中國版圖,直接統治。這違背了明成祖出兵前的誓眾之詞,當時他宣示的是,要立陳氏子孫為王,然後撤兵,讓安南仍舊是一個獨立國家。小說中又敘述,乙未年(1415)冬十二月明成祖遣使攜《洪武禁書》與高騈《圖稾》賜予布政使、按察使黃福,諭之曰:「朕聞安南多有貴地。卿係風水名家,承平之辰〔時〕,細心經覽,圖其形勢,遞回朕看。」黃福奉命,乃遣弟子到處尋訪民間收藏的書稿。[47] 《洪武禁書》與《圖稾》都是地理風水專著,古人相信利用或改變山川、地勢、靈氣能影響人生、國運之興衰[48]。此事是史實還是虛構,今已不可攷,然而小說敘述明成祖想要掌握安南地理、風水知識的情節,更加顯示明成祖把安南據為己有,與內地一樣統治,這違背了當初誓眾之詞。

如將明成祖誓眾之詞與小説中安南侍郎段發奉命撰布天下的諭文共讀,明朝言行不一的罪狀會更分明。諭文聲討明朝軍隊的罪行如下:

禮蒭義狗,教既絕於四維;劍樹刀山,刑又慘於五虐。

法曹爭蠢,政深猛虎之殘;猾吏侵漁,民被毒蛇之苦。

神人共怒,天地不容。[49]

 

《殊域周咨錄》所宣揚、讚頌的誓眾文詞,易位到《皇越春秋》就變成了小說批語所謂的「徒誓」。

《皇越春秋》雖然敘述黎利等人曾經與明朝軍隊聯合攻伐胡氏父子,但是他們和外國軍隊聯盟最重要的原則是疆土的獨立自主:

 

且我兵微將寡,國小民貧。欲提數千烏合之師而抗百萬熊桓之眾,正猶以鳥卵而鬥泰山耳。古人有言曰:「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書。」不虛言也。無如與合力艾刈亂臣,使南國山河歸于故主,然後我兄弟退回于田里,樂業安居。倘有覬覦之心,亦畏其名義矣。[50]

 

此文之後的批語曰:「明明〔黎利兄弟〕欲立陳氏而回田野,恐未之然,至於多事耳。」這是說明朝終究「有覬覦之心」,黎利兄弟爲了收回國土之主權,必須繼續領導軍民抗戰。於是「神武不殺」之聖德也不屬於明朝,而易位到黎利,助其建立保民衛國的功業。

《皇越春秋》描述明朝軍隊佔據安南之期間,明朝大官黃福有功於安南人民的教化,不過該書和中國史書對黃氏的功勞也有不同的說法。小説第36回說:「黃福設府縣州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書〔原文如此〕。辰〔時〕交州人林少礙、黎公僎亦來東都受業於黃福。」後有批語云:「此揚林、黎二人伏筆,後回便見。」[51] 此處所謂「伏筆」需等到第58回才呼應,第58回說到太祖黎利的兩位將軍林少礙和黎公僎奉命率兩千兵出留關埋伏,阻止明朝軍隊退兵之路。黃福的兵馬遭遇伏兵,而林、黎兩將在陣地上認出對方之大將正是恩師。這一離奇的情節原已在黎利胞弟、副軍師黎善之預料之中:「昔日遣二將已決然獲福,必不敢以私滅公。」果然黃福為安南軍士所活捉之後、林、黎兩將「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先生向不北歸、小子必不至此。」「言已皆泣」。

黃福與林、黎的師生關係有無實證?《明史‧黃福傳》有如下的敍述:

 

〔黃福〕至雞陵關,為賊所執,欲自殺。賊羅拜泣曰:「公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吏治交阯,使人人如尚書,我豈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護,饋白金,餱糧,肩輿送出境。[52]

 

顯然《明史》的記述正是《皇越春秋》黃、林、黎三人師生關係的敍事原形。黃福的仁慈、才智諸品行無可否認,《大越史記全書‧簡定帝》也說:「福為人聰慧,善應變,有治民才,人服其能。」但是《皇越春秋》的作者認為黃氏之功績只限於直接受教於他的小圈子而已,因此把《明史》稱頌黃氏的那句話「公交民父母也」改爲「我〔林、黎等〕父母也」。

另外我們也不能忽略《皇越春秋》林、黎故事所側重的理念。黃福為南軍生獲之後,與其圖書典籍(包括其弟子收集的《安南地課》與高駢之遺稿)被遞解到黎太祖前,聽候發落。太祖看到黃氏之書籍,聼到他大言「我若受刑,是無地理」,大怒,欲斬之。幸有黎公僎抱住黃福,林少礙稽首請代黃福之死,又有副軍師黎善勸解:「獻俘帳下,是事君以忠;請代刀前,正事師以義。請主上宥之,使二人得忠義兩全可也。」而黃氏得赦[53]。因此故事之重點不再是黃福對安南人民之功績,而在林、黎兩位忠君愛國、尊師重道的義氣精神。

 

伍、結語

 

在《三國演義》傳入越南之前,《三國志》已經在本國流傳,深入其社會、政治、文化各方面。而《三國演義》至少在十五世紀初期已經在越南讀書人階層中流行,因此其故事成爲越南文學常用之典故。這部經典歷史小説在十七世紀又流傳到本國新開闢的南方疆土,受到衆人熱愛。阮主名臣陶維慈(1572-1634)出仕以前,曾作〈臥龍崗挽〉,把自己比為諸葛亮,以敘其志。《三國演義》無疑是越南漢文歷史小説的外來啓發因素。十七世紀末,越南第一部歷史小説《歡州記》問世,富有補史、勸誡和虛構之意識。

使用互文來瞭解小説文本,與理解典故有共同之處,但兩者不是同一的。以一條文獻、史料來做典故,作者與讀者據稱必須共用同一文獻、史料;讀者解讀像解謎一樣,只能有一個唯一正確的答案而已。互文不像典故,它根基於讀者聯想的範圍與能力。讀者的資料更廣泛、見聞更豐富,便會對文本有更多的理解,為文本創造更多樣的色彩。讀者運用互文閲讀作品時,會被文本驅力所推動,不斷地聯想、考驗、清除、選擇對語境合適之材料。因此,讀者運用互文之後的解讀結果不一定同一,然而通常有相同之處。本文的互文解讀可以算是一個例子。「有德則治」或「天與、人歸」如果當作日常成語,可以即時使文本段落有意義,但是通過古典作品的互文,可以看見詞語、句段背後層層沉積的含意。這也揭露作者可能參考過的文史材料。

十九世紀的《皇越春秋》一方面繼承了越南的歷史小説傳統,另一方面又有孔子《春秋》褒貶的精神,以及中國的《吳越春秋》結合歷史與小説的形式。運用互文的手法,可以解讀出該書將儒家的正統觀、治國安民思想融入本地環境之中,在安邦衛國的事業上,必須有「大德」,才能收服人心、抵抗外敵而安定國家。明君必敬用有德之人,展現「文德」,包括「聖德好生」和「神武不殺」諸品德。小説中的正面人物黎利在抗明、復國過程當中,因兼有聖王諸品行,而能收回國土主權,創立新朝,安定民生。

兼有史學家和小説家筆法的《皇越春秋》大量採用中國史料,提供機會給讀者觀察明朝的内情。作者採用中國史料時雖然如實地引用,而是易位到其本身的小説語境中,改變其原始意含,跟著小說的情節互相作用,而對原始材料形成批判性的回應。作爲小説有機部分的批語,經常插入引用史料之中,對引用史料發揮去除神聖化(desacralization)的作用。從而在這部富含國土獨立精神的小說中間,那些史料有時易位爲諷刺文章(如明成祖誓眾之詞),有時則被改寫以突出新的重點(如黃、林、黎師生之故事)。

[1] 【越】吳時士、《越史標案》、越南亞洲文化研究聯絡協會翻譯從漢文成拉丁字母越文、西貢:文史出版社、1960年。

[2] 《越甸幽靈集》在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二輯、第2册,法國遠東學院刊・臺灣學生書局鉛印、1992年。

[3] 這條引證是劉紅山先生提供的。因此致謝。

[4] 陸淩霄:《越南漢文歷史小説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頁49。

[5] 夏露:〈《三國演義》對越南漢文歷史小説的影響〉,《内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3期(2010年5月),頁46。

[6] 與上注(4)同。

[7] 夏康達,王曉平:《二十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第二章<越南中國文學研究面面觀>,頁136。

[8]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余思黎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37。

[9] 同上,頁238。

[10] [越]Nguyễn Tự 阮嶼Truyền kỳ mạn lục傳奇漫錄》,在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法國遠東學院出版社,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87,頁273和頁286, 注47。

[11] 同上,頁382和頁402, 注91。

[12] 同上,頁422和頁437, 注60。

[13] 《朱舜水集》,臺北:中華書局,1980,卷二<安南供役纪事>,頁26。

[14] [越] Hoan châu ký《歡州記》在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法國遠東學院出版社,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87,頁283。

[15] 同上

[16] 同上

[17]參考:陳文甲:Tìm hiểu kho sách Hán Nôm – Nguồn tư liệu văn học, sử học Việt Nam 《爲了理解越南漢喃書庫——越南文史資源》(二集),第二集,河内: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頁179。

[18] [越] Vũ Xuân Mai 武春梅(撰),Lê Hoan 黎讙(潤色):Hoàng Việt xuân thu《越藍春秋》,陳義翻譯成越南文並有引言,河内:世界出版社, 1999, 頁 11-12.

[19] 同上,頁18,注3;也參考此書的漢文附錄,頁445-693。

[20] 關於《皇越春秋》版本細節地討論諸問題,請參考:Nguyễn Nam 阮南, “Cái chết của tác giả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Những vấn đề nhân đọc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歷史小説作者之死亡?《皇越春秋》讀後諸問題”文章發表在國際研討會 “Tiếp cận văn học châu Á từ lý thuyết phương Tây hiện đại: vận dụng, tương thích, thách thức và cơ hội 用西方文論來閲讀亞洲文學:運用,相適,和機會”,文學研究院(越南,河内),2011年3月13-14日。

[21] 例如 Hoàng Việt lịch đại hợp biên皇越歷代合編, Hoàng Việt thực lục皇越實錄 (記載從元和八年(1540) 到景興三十八年(1877)諸事件), Hoàng Việt ngọc phả ký tập 皇越玉譜記集 (1816), Hoàng Việt hội điển toát yếu 皇越會典撮要 (1833), Hoàng Việt sách tuyển 皇越策選 (Ngô Thế Vinh吳世榮 (1802 – 1856) 評閲), Hoàng Việt văn tuyển 皇越文選 (1825), Hoàng Việt thi tuyển 皇越詩選 (1825), Hoàng Việt thái phó Lưu quân mộ chí 皇越太傅劉君墓志 (附錄吳世榮在嗣德八年(1855)撰的碑文一篇), Hoàng Việt phong nhã thống biên皇越風雅統編 (do Phan Thanh Giản  潘清簡(1796-1867) 編輯), Hoàng Việt lịch đại thi phú 皇越歷代詩賦 (1879), Hoàng Việt long hưng chí皇越龍興志(1904), Hoàng Việt khoa cử kính 皇越科舉鏡 (1919), Hoàng Việt tân san luật 皇越增刊新律 (1923), Hoàng Việthình luật 皇越刑律(1933), 或者 Hoàng Việt Trung kỳ hộ luật 皇越中圻戶律 (1937).  參考越南漢喃研究學院的在綫書目: http://www.hannom.org.vn/default.asp?CatID=131.

[22] 參考:[越] Phan Huy Lê 潘輝黎:“Tác phẩm Việt Lam xuân thu có giá trị về mặt sử liệu hay không? 《越藍春秋》是否有史料價值?”,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歷史研究》, 第 58卷 (1964年1月)。

[23] 同上注14。

[24] 參考:http://sites.google.com/site/hotranduyenhung/goc-tich-ho-tran-duyen-hung

[25] 克裏斯特娃 (Julia Kristeva): “Sémé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符號學,語意分析研究》), Seuil出版社,1969年,115頁;引自[法]薩莫瓦約 (Tiphaine Samoyault ): 《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頁4。

[26]克裏斯特娃: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文學創作的革命》,Seuil 出版社,1974年,60頁;引自[法]薩莫瓦約 (Tiphaine Samoyault ): 《互文性研究》,同上,頁6。

[27]克里斯特娃: “‘Nous Deux’ or a (Hi)story of Intertextuality“我們倆兒”或是互問性之(歷史)故事”,Romanic Review 《拉丁语系雜誌》,第93集,2002年1月到3月期,頁7-12。

[28] 《十三經註疏:孟子註疏》,《十三經註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178。

[29] 趙曄:《吳越春秋全譯》,張覺譯註,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頁1。

[30] 《荀子全譯》,蔣南華,羅書勤,楊寒清等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頁285。

[31] 《十三經註疏:尚書正義》,《十三經註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197。

[32] 同上注18,頁445。

[33] 《十三經註疏:尚書正義》,《十三經註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91-92。

[34] 《十三經註疏:周易正義》,《十三經註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88。

[35] 《十三經註疏:論語註疏》,《十三經註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21。

[36] 同注18,頁693。

[37] 《四書章句集注》,朱熹撰,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5-26。

[38]同注27,頁256-257。

[39] 同注19,頁41-43。

[40] 按《大越史記全書·胡漢蒼》:「明永樂四年夏四月明遣征南軍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參將都督同知黃中領廣西兵十萬來侵、假送僞添平還國···八日黃中犯冷涇関、軍敗。···惟左聖翊軍胡問武髙引軍奄至敗之。料不敵、夜漏二鼓遁歸。···明乃解送添平遣軍醫高景照致降書云:縂兵官差小人前來達官人知這事情。先為陳添平走到朝廷奏他正是安南國王子以此差大兵來招。不期彼䖏百姓俱各不服、顯是虛誕。今退官軍回奏、遇關隘去䖏守把路塞不通。今[送]添平來獻、放去幸甚。胡射許之。···處[添平]陵遲罪。」

[41] 同注5,頁177。

[42] 同注18,頁468。

[43]同注5,頁177。

[44]同注18,頁469。

[45]同注5,頁177。

[46]同注18,頁494。

[47]同注18,頁597。

[48] 越南國家圖書館(河内)現存《洪武大定地理禁書》一書(編號:R.1972)。

[49]同注18,頁609。

[50]同注18,頁489。

[51]同注18,頁596。按《大越史記全書》,1414年,「九月明黃福榜示各府州縣設立文廟、社稷、風、雲、山、川無祀等神壇壝、時行祭禮」, 同時也「差官押路送府州縣儒、醫、隂陽、僧、道正身赴燕京除授官職、回本衙門管事」。

[52] 張廷玉等,《明史》第十四、卷一四七至卷一六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4226。

[53]同注18,頁686-687。

 

Dùng văn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

 lý giải tiểu thuyết Hán văn Việt Nam:

trường hợp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Nguyễn Nam

ThS. Nguyễn Đông Triều dịch

 

  1. Lời dẫn

Dùng văn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 giải đọc tiểu thuyết Hán văn Việt Nam không phải là một hướng nghiên cứu hoàn toàn mới, vì lẽ hai nền văn học Trung – Việt từ lâu đã có mối quan hệ vô cùng mật thiết, nên khi nghiên cứu văn học cổ điển Việt Nam, dẫn dụng hoặc đối chiếu văn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 là để lý giải vấn đề sâu sắc hơn. Bài viết có ý nhận thức lại hướng tiếp cận thường gặp này từ góc độ liên văn bản (intertextuality) và lý luận tiếp nhận (reception theory), chọn bộ tiểu thuyết Hán văn Việt Nam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còn gọi Việt Lam xuân thu) làm đối tượng khảo sát: trước tiên sẽ trình bày tổng quan về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Hán văn Việt Nam, sau đó giới thiệu vị trí của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trong hệ thống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Việt Nam. Trọng điểm của bài viết là vận dụng tính liên văn bản và lý luận tiếp nhận để giải đọc một số tình tiết mấu chốt của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qua quá trình duyệt đọc, có thể nhận thấy văn sử liệu được dẫn dụng và hỗ trợ duyệt đọc phát huy vai trò như thế nào và mang hàm nghĩa gì trong ngữ cảnh mới, đồng thời làm nổi bật vai trò tham gia kiến tạo ý nghĩa văn bản của người đọc.

  1.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Hán văn Việt Nam và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2.1.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Nhân tố ngoại lai khởi đầu cho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Hán văn Việt Nam

Liên quan đến nguồn gốc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Hán văn Việt Nam, ngoại trừ hoàn cảnh xã hội, chính trị, văn hóa của Việt Nam cùng góp phần đưa đến việc kết hợp giữa lịch sử với tiểu thuyết, các nhà nghiên cứu cũng không thể bỏ qua trường hợp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với vai trò là nhân tố ngoại lai có tác dụng khai mở.  Trước khi khảo sát quá trình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du nhập vào Việt Nam, cần tìm hiểu tình hình Tam quốc chí lưu truyền tại Việt Nam, vì đây là nền tảng của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và cũng vì bộ sách sử Tam quốc chí và bộ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ra đời cách nhau hơn mười thế kỷ, trong khoảng thời gian dài đó, những câu chuyện trong Tam quốc chí đã trở thành những đề tài thoại bản và hí kịch Trung Quốc được công chúng đặc biệt yêu thích, đồng thời cũng lan truyền sang các nước lân cận.

Tam quốc chí do Trần Thọ thời Tây Tấn soạn chưa rõ du nhập vào Việt Nam chính xác vào thời điểm nào, nhưng có lẽ không quá muộn. Trong Việt sử tiêu án ra đời vào thế kỷ 18, sử gia Ngô Thì Sĩ phê bình vua Lý AnhTông (trị vì từ năm 1138 đến năm 1175) lạm dụng sức dân, chỉ riêng có việc dựng đàn Xã tắc và miếu Khổng Minh được xem là có ý nghĩa[1], từ đó có thể thấy tín ngưỡng thờ Gia Cát Khổng Minh đã thịnh hành ở Việt Nam vào thế kỷ 12. Ngoài ra,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cũng có vài ghi chép liên quan đến Gia Cát Lượng, như kỷ Trần Anh Tông (trị vì từ năm 1294 đến năm 1314) có chép: “Ngày xưa Hoàng Đế lập tỉnh điền chế định quân đội, Gia Cát Lượng chất đá trên sông tạo Bát trận đồ, Vệ Công sửa lại làm Lục hoa trận.” Lại như kỷ Trần Thuận Tông (trị vì từ năm 1388 đến năm 1398) có chép: “Năm thứ 7 Giáp tuất, tức năm thứ 27 niên hiệu Hồng Vũ nhà Minh… vào tháng 2, Hoàng thượng sai thợ vẽ vẽ bức “Tứ phụ đồ”, gồm Chu Công phò Thành Vương, Hoắc Quang phò Chiêu Đế, Gia Cát phò Thục Hậu Chủ, Tô Hiến Thành phò Lý Cao Tông, ban cho [Hồ] Quý Ly nhằm tỏ ý các hiền thần phò tá phải học theo như thế.” Ngoài ra, một điều đáng chú ý nữa là, danh sĩ Việt Nam Lý Tế Xuyên dựa vào sử liệu trong Tam quốc chí biên soạn Việt điện u linh tập (1329), đặc biệt là “Sĩ (Nhiếp) Vương truyện” trong sách ấy.[2] Đại thần triều Lê Nguyễn Trãi trong khoảng thời gian chiến đấu chống quân Minh từng viết thư dụ hàng tướng nhà Minh là Vương Thông (“Tái dụ Vương Thông thư”, 1427), trong thư có nói: “Xưa Hán Chiêu Đế chỉ là di phái họ Lưu, nhờ có Khổng Minh giúp phục hưng nghiệp lớn… Bọn người Ngô không kham được gian khổ, làm hại lũ ngươi rồi lần lượt ra hàng, như chuyện Trương Phi, Lã Bố bị thuộc hạ làm hại, đó là lẽ tất nhiên.”[3] Từ những điều trên có thể thấy rằng, sự kiện, nhân vật trong Tam quốc chí, cho đến những tôn giáo tín ngưỡng có liên quan đã thâm nhập vào các lĩnh vực xã hội, chính trị, văn hóa Việt Nam từ đầu thế kỷ 15, là điều kiện thuận lợi cho người Việt Nam tiếp nhận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Vậy,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du nhập vào Việt Nam từ khi  nào? Giáo sư Lục Lăng Tiêu thuộc Đại học Dân tộc Quảng Tây nhận định rằng: “Nhìn chung,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Việt Nam đều chịu ảnh hưởng từ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có thể nói,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đã mở đầu cho việc sáng tác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Hán văn ở Việt Nam.”[4] Giảng sư Hạ Lộ thuộc Đại học Bắc Kinh cũng chỉ ra rằng: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là nền tảng cho sự ra đời của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Việt Nam.”[5] Tuy nhiên, về thời kỳ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du nhập vào Việt Nam, giáo sư Lục thừa nhận: “Hiện nay vẫn còn thiếu tài liệu ghi chép về vấn đề này.”[6] Có nhà nghiên cứu căn cứ vào chùm thơ Phụng chuẩn soạn Tam quốc các hồi thi tịnh tán đề chướng phong bình của thi sĩ Việt Nam Ngô Thì Sĩ để đoán định rằng: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đã sớm truyền vào Việt Nam từ thế kỷ 18.”[7]

Thực ra, có một số tài liệu đáng tin cậy để tìm hiểu thời kỳ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du nhập vào Việt Nam. Sách 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1574) của Nghiêm Tùng Giản triều Minh đề cập tình hình thư tịch Trung Quốc du nhập vào Việt Nam như sau: “Đến khi vua Lê phụng chiếu thiên triều lên ngôi trị nước, bản địa (chỉ An Nam) mỗi năm đều sai sứ sang, trong đó thường có các văn sĩ đến học nghệ, biên chép hoặc mua các sách kinh truyện, đồng thời cũng ghi chép các chức quan văn võ trong và ngoài lễ nghi quan chế cùng chế độ hình luật đem về nước, nhất nhất làm theo như thế.”[8] Theo cách phân loại thư tịch và ghi chép của Nghiêm Tùng Giản, trong số sách gọi là “Nho thư”, ngoài Tứ thưNgũ kinh, còn có Tam quốc chí và Tiễn đăng tân dư thoại.[9]

Tuy Nghiêm Tùng Giản chưa nói rõ bộ Tam quốc chí này là sách sử hay tiểu thuyết, nhưng rất có thể đó là tên gọi giản lược của Tam quốc chí thông tục diễn nghĩa. Ngoài ra còn có chứng cứ khác cho biết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du nhập vào Việt Nam từ rất sớm. Những điển cố trong Truyền kỳ mạn lục của Nguyễn Tự (một tác gia Việt Nam sống vào thế kỷ 16) có xuất xứ từ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như nói về việc Khổng Minh ẩn cư Ngọa Long Cương “gửi niềm vui nơi am cỏ, nhàn trăng gió chốn Nam Dương” (Na sơn tiều đối lục)[10], Tào Tháo ngộ sát cả nhà Lữ Bá Xa khi nghe “những lời trói giết” (Nam Xương nữ tử lục)[11], và Trương Chiêu khuyên Tôn Quyền “chẳng sông nào hiểm trở như Trường Giang水莫共長江之險” (Lệ nương truyện)[12]. Di thần nhà Minh là Chu Thuấn Thủy (1600 – 1682) trong An Nam cung dịch kỷ sự(1657?) có lời cảnh báo về hiện tượng nhân sĩ bản địa đua theo học phái cửu lưu mà quên mất kinh điển Nho gia: “Quý quốc (chỉ An Nam) đọc các sách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Phong thần, ngỡ là sự thật, răm rắp tin theo, ví như bỏ vàng ngọc lấy gạch gói, nhổ lúa tốt cấy bo bo, thật là cách chọn lựa sai lầm vậy.”[13]

Dựa vào lời của Chu Thuấn Thủy có thể biết tiền bán thế kỷ 17,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đã trở thành tác phẩm mà nhân sĩ Việt Nam đặc biệt thích thú.

Từ những điều nói trên, có thể suy đoán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du nhập vào Việt Nam khoảng năm 1428 đến năm 1574, tức là sau khi nhà Lê lập quốc, và trước khi sách 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ra đời. Bộ tiểu thuyết này và Tam quốc chí của Trần Thọ có lẽ được lưu hành phổ biến trong giới sĩ đại phu bản quốc vào khoảng đầu thế kỷ 15; đến thế kỷ 16,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đã trở thành tài liệu văn học được các sĩ đại phu thường dẫn dụng; đến thế kỷ 17, sách này lại được chào đón rộng rãi ở vùng đất mới mở cõi phương nam.

2.2. Bổ sử, khuyến giới và hư cấu

Hoan châu ký (viết vào thế kỷ 17, còn gọi là Thiên nam liệt truyện Nguyễn Cảnh thị Hoan châu ký) là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Hán văn sớm nhất hiện còn của Việt Nam. Hoan châu ký gồm bốn quyển, mỗi quyển có bốn hồi, kể lại “những sự việc xảy ra trong 273 năm, từ nhà Hồ lập quốc năm Bính Tuất [1406] đến niên hiệu Vĩnh Trị bản triều [1678].”[14] Bộ sách này được viết dựa vào ba tác phẩm trước đó là Thường quốc nam chinh kýPhan thị trường biên và Hoan châu Nguyễn Cảnh ký, nên tác giả nói: “Lúc rảnh rỗi chắp ba sách thành một.”

Lời bạt sách Hoan châu Nguyễn Cảnh ký chép: “Sự việc họ Nguyễn ghi chép có thể là của một nhà. Nay dẫn thêm việc nước, nhiều câu nhiều lời viện dẫn từ các sách đã mất… Mượn sách ghi chép của họ Nguyễn ở Nam Đường để hiển rõ sự việc của thiên hạ trong 273 năm.” Do đó ta biết rằng Hoan châu ký chẳng những là một bộ tộc phả mà còn là sách liên quan đến quốc sử. Trong quá trình biên soạn sách này, tác giả còn tham khảo sách NamĐường phiếm thoại của chính quê ông. Nam Đường phiếm thoại bao gồm cả những chuyện “không thuộc chính sử”, có chuyện hoang đường, hư cấu như “xác Lai Công có thực nằm yên trên lưng voi không, Cảnh Hà có thực bắt sống Kiền Vương không…, không biết hư thực thế nào, cần phải kiểm chứng ở các thư tịch khác mới có thể tin được.”[15]

Phương pháp và mục tiêu biên soạn sách này là: “Sách dã sử của một chức quan nhỏ dám đâu sánh với sách sử của triều đình, mượn sách này gửi vào sự tích xưa nay, xem những điều còn bỏ sót mà chú thích thêm cho quốc sử…Tuy những điều thu góp còn chưa được rõ ràng, nhưng dựa vào sử, diễn lại thành văn, trải qua việc đời, kế ghi vào truyện, rốt cũng thành pho. Sau muốn biết sự tích đời xưa, thì có thể xem ở sách này, đều có lời răn giới trong đó.”[16]

Lời bạt trên nói rõ định hướng của tác giả “dùng sự thật đã thất truyền bổ sung chính sử”, chủ ý vận dụng bút pháp hư cấu (như “phiếm thoại”, “dựa vào sử diễn lại thành văn”…), đồng thời có cả mục đích răn giới. Các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sau này như Hoàng Việt xuân thu,Nam triều công nghiệp diễn chí (còn gọi là Việt Nam khai quốc chí truyện, Hoàng Lê nhất thống chí đều có ý thức “bổ sử”, khuyến giới như Hoan châu ký.

  1.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niên đại ra đời và những vấn đề khác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trước tiên kể lại chuyện Hồ Quý Ly (1336 – 1407) cùng con là Hồ Hán Thương đoạt lấy giang sơn từ tay nhà Trần, kế đó kể chuyện Lê Lợi (1384 – 1433) liên minh với quân Minh thảo phạt họ Hồ, về sau khởi nghĩa đánh bại quân Minh, khôi phục vương vị An Nam, sáng lập triều Lê, tổng cộng trải qua 30 năm (1400 – 1430). Bộ sách chia làm ba quyển, mỗi quyển hai mươi hồi, tổng cộng 60 hồi.

Về tác giả sách này, học giả Trần Văn Giáp căn cứ vào lời “truyền văn” (tương truyền) cho rằng tác giả có thể là Vũ Xuân Mai – Cử nhân năm Giáp thân ở phường Xuân An tỉnh Hà Nội. Nhưng Trần tiên sinh cũng nhận rằng lời “truyền văn” này không có sách vở để chứng thực, nên Vũ Xuân Mai có phải là tác giả của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hay không vẫn còn trong vòng nghi vấn.[17]

Tuy tác giả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đến nay vẫn chưa xác định được, nhưng dựa vào chứng cứ nội tại và ngoại tại của văn bản để phán đoán, sách này có thể ra đời vào đầu thế kỷ 19.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có hai loại văn bản, ngoại trừ mộc bản khắc vào năm Mậu thân niên hiệu Duy Tân 1908 (gọi là Việt Lam xuân thu, dưới đây gọi tắt là “ấn bản”), các bản còn lại đều là thủ bản.[18] Điểm giống nhau giữa chúng là kỵ húy Hoàng đế triều Nguyễn của Việt Nam, đặc biệt là Hoàng đế Thiệu Trị (tên húy Nguyễn Phúc Miên Tông, 1807 – 1847) và Hoàng đế Tự Đức (tên húy Nguyễn Phúc Thời, 1829 – 1883). Tuy nhiên, không có thủ bản nào đồng loạt kỵ húy Hoàng đế Thiệu Trị, như chữ “Tông” 宗 có bản viết bỏ đi một nét ngang trên bộ phận chữ 示, nhưng có bản vẫn giữ nguyên. Ấn bản thì kỵ húy Hoàng đế Thiệu Trị, chữ “Tông” đều viết bỏ nét, và kỵ húy Hoàng đế Tự Đức, chữ “Thời” 時 đều viết thành 辰.[19] Tóm lại, chữ kỵ húy trong văn bản cho thấy sách này đã xuất hiện vào giữa thế kỷ 19.[20]

Còn có thể dựa vào hai chữ Hoàng Việt trong tên sách và một số địa danh trong sách để chứng thực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là tác phẩm ra đời vào thời Nguyễn. Dùng “Hoàng Việt” thay cho Việt Nam là cách gọi thường gặp ở thời Nguyễn, khá nhiều thư tịch thời Nguyễn đều lấy hai chữ “Hoàng Việt” đặt tên sách.[21]

Trong sách còn có vài địa danh đến triều Nguyễn mới có, như Trấn Định, Trấn Biên (hồi 40), Phú Thọ (hồi 45), đều là những địa danh mới, được thiết định dưới triều Nguyễn.[22]

Điều đáng chú ý là trước khi Việt Nam thống nhất, trong một thời gian dài,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chẳng những không được chú ý ở miền Bắc, trái lại còn bị phê bình kịch liệt. Do Trần Văn Giáp tiên sinh giả định tác giả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là Vũ Xuân Mai, mà Vũ Xuân Mai lại có liên quan đến hai vị đại thần thường bị cho là thân Pháp là Hoàng Cao Khải (1850 – 1933) và Lê Hoan (1856 – 1915), nên vào cuối thập niên 1960, lúc chiến tranh chống Mỹ đang ở giai đoạn cao trào, Trần tiên sinh phê bình họ một cách gay gắt như sau:

“[T]ác giả đã cố xuyên tạc nhiều sự thực lịch sử, đầy rẫy tư tưởng phản động, phản lịch sử, phản chính nghĩa.  Một thí dụ rõ ràng nhất: Hồi thứ mười, chép việc hai anh em Lê Lợi lập mưu thông với tướng Minh, kéo quân giúp quân Minh đánh Quý Ly để cho dân được yên.  Như thế, là ám chỉ việc của Hoàng Cao Khải và Lê Hoan giúp người Pháp đàn áp quân Bãi Sậy của Tán Thuật, bình định quân Yên Thế của Đề Thám cũng như Lê Lợi, Lê Thiện giúp Trương Phụ nhà Minh đánh Quý Ly.  Cố nhiên Quý Ly không thể so sánh với Tán Thuật và Đề Thám được, nhưng tác giả chỉ nắm một điểm để xuyên tạc: Lê Lợi giúp quân Minh.  Như thế, họ gọi là chính nghĩa, làm tay sai cho địch, đem đồng bào giết đồng bào, bỉ ổi đến đâu tội ác đến đâu!”[23]

Do chưa xác định rõ ràng lai lịch tác giả giả định Vũ Xuân Mai, lời trách cứ của Trần tiên sinh trên thực tế chỉ dựa vào nhân vật lịch sử Lê Hoan mà thôi. Do Lê Hoan viết lời tựa cho ấn bản Việt Lam tiểu sử nên một số học giả (bao gồm cả Trần Văn Giáp tiên sinh) cho rằng Lê Hoan và các nhân sĩ thân Pháp như ông ấy lấy việc Lê Lợi liên kết với quân Minh đánh bại cha con Hồ Quý Ly trong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làm lời biện hộ cho hành vi hợp tác với quân Pháp của họ. Nhưng gần đây gia tộc họ Trần ở thôn Diên Hưng huyện Nam Trực tỉnh Nam Định đã công bố trên mạng bộ tộc phả được biên soạn vào năm thứ 36 niên hiệu Tự Đức (1883), trong đó cho biết bộ tộc phả có tham khảo sách Hoàng Việt xuân thu.[24] Do vậyHoàng Việt xuân thu không liên quan trực tiếp đến Lê Hoan, mà có thể là dùng chi tiết Lê Lợi tạm thời liên hiệp với quân Minh phản ánh việc một bộ phận sĩ đại phu triều Nguyễn chờ đợi thời cơ quật khởi mà tạm thời thỏa hiệp với giặc Pháp.

Từ những suy luận trên, có thể đoán định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được hoàn thành vào khoảng giữa thời Nguyễn, sau khi Pháp xâm lược Việt Nam (từ 1858 về sau) hoặc khoảng từ năm 1858 đến năm 1883.

  1. Giản giới về “tính liên văn bản”

Để hiểu bằng cách nào những văn bản bên ngoài góp phần tăng bổ và kiến tạo ý nghĩa cho một bản văn có sẵn, trước tiên xin giới thiệu sơ lược khái niệm “Tính liên văn bản” làm cơ sở lý luận. Thuật ngữ “Tính liên văn bản” lần đầu tiên xuất hiện trong bài viết “Bakhtine, từ, đối thoại, và tiểu thuyết” (Bakhtine, 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 của nữ học giả người Pháp Julia Kristeva tại Critique (tập 23, năm 1967):

“Sau khi có sự trùng khít giữa trục hoành (tác giả – độc giả) và trục tung (văn bản – bối cảnh) sẽ yết lộ một sự thực thế này: một từ (hoặc một văn bản) là sự tái hiện của vài từ (hoặc văn bản) khác, tối thiểu chúng ta cũng đọc được một từ (hoặc một văn bản) trong đó.”[25]

Roland Barthes cũng đề xuất lý luận tương tự, cho rằng văn bản nào cũng đều là liên văn bản (intertext). Đặt nền tảng trên lý luận tính liên văn bản, năm 1974 Kristeva đề xuất khái niệm mới: chuyển vị (transposition):

“Từ ‘tính liên văn bản’ dùng để chỉ một (hoặc nhiều) hệ thống tín hiệu được dịch chuyển sang một hệ thống khác. Nhưng do thuật ngữ này thường được giải thích một cách dễ dãi là sự “khảo chứng” của một văn bản nào đó; thế nên [để tránh khuynh hướng ấy] chúng ta càng thiên về hướng dùng nghĩa chuyển vị (transposition), bởi vì ưu điểm của thiên hướng sau là ở chỗ nó chỉ ra chính xác sự quá độ của một hệ thống có khả năng biểu nghĩa này sang một hệ thống khác; khảo nghiệm theo cơ sở trên đây, loại quá độ này yêu cầu phải tổ hợp lại văn bản, cũng chính là định vị cho hành văn và ngoại diên.”[26]

Mấy năm trước, Kristeva viết bài “Hai chúng ta có thể là câu chuyện [lịch sử] của tính liên văn bản” (‘Nous Deux’ or a (Hi)story of Intertextuality), trong đó bà tán đồng với với luận điểm của Michael Riffaterre rằng tính liên văn bản được khởi phát như thế nào trong quá trình đọc. Căn cứ vào lập luận của Riffaterre, trong quá trình đọc, “lực đẩy văn bản” sẽ khiến giữa độc giả và văn bản hình thành một dạng “hồi đáp có tính cưỡng bách của người đọc”. Ông so sánh lực đẩy độc giả tìm những văn bản khác để lý giải văn bản mình đang đọc giống như tâm thái của người ăn bánh rán hình khuyên tròn (doughnut). Giống như người ăn bánh rán, sau khi đọc xong một văn bản, suy nghĩ của độc giả vẫn không rời khỏi cái khoảng trống (naught) của văn bản (hay chiếc bánh rán hình khuyên tròn); để hiểu rõ văn bản (hay là cái bánh rán vừa “ăn hết”), cố nhiên họ phải tìm cách lấp đầy cái khoảng trống ấy; cái khoảng trống ấy cũng có thể gọi là “hạng mục giải thích” (interpretant), hoặc “mối liên kết”. Kristeva cũng cho rằng, bộ phận thiếu hoặc không nhìn thấy trong văn bản là một loại ma lực thôi thúc độc giả, buộc độc giả tự mình dùng phương thức “liên văn bản” để truy tìm tính hoàn chỉnh của văn bản nhằm thỏa mãn nhu cầu duyệt đọc của mình.[27]

Đặt trên nền tảng lý luận tính liên văn bản, dưới đây tôi sử dụng văn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 lý giải bộ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Hán văn Việt Nam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1. Dùng văn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 lý giải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4.1. Bàn về tên sách

Hai chữ “xuân thu” trong tên sách dễ khiến ta nghĩ đến hàng loạt sách dùng hai chữ do Khổng phu tử khởi đầu này đặt tên, như các sách Xuân thu tam truyệnLã thị xuân thuYến Tử xuân thuXuân thu phồn lộ, và Ngô Việt xuân thu. Nói đến quan hệ giữa Khổng Tử với kinhXuân thu, ắt sẽ nghĩ đến thiên Đằng Văn Công (hạ) trong sách Mạnh Tử:

“Đời loạn đạo mất, hung bạo nổi lên, tà thuyết ngập tràn, có kẻ làm tôi giết chúa, có kẻ làm con giết cha. Đức Khổng Tử lo sợ, mới làm ra kinh Xuân thuXuân thu chép việc của Thiên tử. Do đó Khổng Tử nói rằng: ‘Người đời biết ta chỉ do Xuân thu, người đời trách ta cũng do Xuân thu!’… Khổng Tử soạn xong Xuân thu, khiến những kẻ loạn thần tặc tử đều sợ.”[28]

Lời Mạnh Tử khiến chúng ta liên tưởng đến việc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phê phán gay gắt hành động cha con Hồ Quý Ly soán ngôi vua. Điều đáng chú ý là bốn chữ “loạn thần tặc tử” mà Mạnh Tử nói cũng được bài thơ tứ ngôn (bài tựa truyện) vay mượn sử dụng (xem phần sau).  Vậy có phải tác giả định mượn bút pháp của Xuân thu mà viết sách này? Thật ra, hình thức chương hồi của tác phẩm đã phản ánh ý đồ của tác giả là viết tiểu thuyết hư cấu. Việc họ Hồ soán ngôi vốn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tuyến chủ đạo của quyển tiểu thuyết, điều này có thể phát huy tinh thần khen trách trong kinh Xuân thu của Khổng Tử. Một tuyến chủ đạo khác là việc Lê Lợi chống quân Minh, bút pháp của tác giả rõ ràng là kết hợp lịch sử với tiểu thuyết, điểm này khiến sách càng gần với Ngô Việt xuân thu thời Đông Hán hơn. Liên quan đến bút pháp của Ngô Việt xuân thu, một nhà nghiên cứu hiện đại là Trương Giác giải thích như sau:

“Sách này tuy phần lớn lấy sự việc từ các sách sử Tả truyệnQuốc ngữSử ký, nhưng không hề câu nệ vào đó, mà có chọn lọc đưa vào nhiều truyền thuyết nghe được ở các nơi, trong đó e rằng cũng không tránh khỏi những ngôn từ do tác giả tưởng tượng vẽ vời; đồng thời, nó lại chú ý đến tính hoàn chỉnh và kể rõ đầu đuôi ngọn ngành câu chuyện. Vì vậy, từ việc ghi chép sự thật lịch sử, nó là một bộ sách sử; nhưng từ nội dung và cách thể hiện, lại không giống như sách của một sử gia nghiêm túc. Thực ra, nó là một tác phẩm ở giữa giới hạn của sử gia và tiểu thuyết gia, có thể xem là nguồn gốc của tiểu thuyết diễn nghĩa sau này.”[29]

Sau nữa, cấu trúc tên sách Ngô Việt xuân thu và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cũng giống nhau: đều nối tên nước với từ “xuân thu”. Do đó, khi độc giả cầm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trên tay có thể nhận biết được những điều tên sách dự báo: sách này đã mang tinh thần khen trách trong kinhXuân thu của Khổng Tử, lại có mô thức kết hợp giữa lịch sử với tiểu thuyết của Ngô Việt xuân thu.

4.2. Đại ý của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Đến với bài thơ tứ ngôn (bài tựa truyện) ở đầu sách, bài thơ tổng cộng mười sáu câu, phần lớn đều có thể dùng phương thức liên văn bản ngoại tại để giải đọc. Đương nhiên độc giả cũng có thể không cần liên văn bản mà vẫn có thể tìm hiểu trực tiếp bài thơ (bài tựa truyện), nhưng khi đó chỉ lĩnh hội được ý nghĩa bề mặt của bài thơ mà thôi, không thể nắm bắt được ngữ nghĩa đa tầng của nó. Ví dụ, bốn dòng đầu của bài thơ (bài tựa truyện) và liên văn bản của chúng như sau:

Bài thơ (bài tựa truyện) Liên văn bản
Hữu đức tắc trị Tuân Tử – Trí sĩ: Không có đất thì người chẳng an cư, không có người thì không ai giữ đất, không có đạo đức phép tắc thì người không đến, không có quân tử thì đạo chẳng hưng thạnh. Cho nên đất với người, đạo với phép tắc là gốc của quốc gia. Quân tử là người nắm cương lĩnh đạo đức, phép tắc, nên không thể không có. Có họ thì nước trị (nguyên văn: Đắc chi tắc trị), không có họ thì nước loạn.[30]
Bang nãi kỳ xương Thượng thư – Thương thư – Trọng Hủy chi cáo: Giúp người hiền, trợ người đức, trọng người giỏi, kính người trung, yếu thì chiếm, ngu thì đánh, loạn thì lấy, mất thì diệt, đẩy kẻ vong đạo đến diệt vong, củng cố cho người tồn giữ đạo trời, nước sẽ ngày càng thịnh vượng (nguyên văn: Bang nãi kỳ xương).[31]
Vô đức tắc loạn Giống câu 1 ở trên
Thiên xúc kỳ vong Giống câu 2 ở trên

Câu “Hữu đức tắc trị”, xuất xứ từ liên văn bản tương cận là “Đắc chi tắc trị” trong thiên Trí sĩsách Tuân Tử, đem đến cho người đọc một ngữ cảnh hoàn chỉnh hơn: Bậc thánh vương có đức ắt được người quân tử ủng hộ, được người quân tử ủng hộ mới có thể chấn hưng đạo đức phép tắc, đạo đức phép tắc đã hưng ắt được trăm họ quay về, đất nước được an định, đất nước an định ắt thiên hạ đại trị. Cũng như thế, liên văn bản “Bang nãi kỳ xương”, lấy từ chương Trọng Hủy chi cáo thiên Thương thư sáchTuân Tử, kế thừa phát triển ý câu trên, khiến hàm nghĩa câu thứ hai càng thể hiện rõ ràng: Bậc thánh vương tùy thuận đạo trời thi hành chính nghĩa ắt có thể an bang hưng quốc. Hai câu liên văn bản trên cũng đã xác lập ý nghĩa của hai câu sau, chỉ ra rằng kẻ vô đức ắt sẽ nhận lấy hậu quả thảm bại.

Để lĩnh hội sâu sắc đại ý sách này, chúng ta có thể đọc thêm đoạn đầu hồi thứ nhất:

“Chuyện kể thiên hạ là “đại vật”, nếu không phải là Thánh đức hiếu sinhthần vũ bất sát thì không đủ gánh vác. Là người chăn dắt dân, không thể ỷ mình giàu mạnh mà chẳng chịu tu sửa văn đức, chẳng rèn võ công, thậm chí ở trên giáo hóa suy đồi, ở dưới phong tục bại hoại, nếu như thế thì dù mạnh như Tần, giàu như Tùy, cũng không thể cứu vãn cái nguy tán gia vong quốc.”[32]

Đoạn văn ngắn trên có ba khái niệm về đạo đức, chính trị đáng chú ý: “Thánh đức hiếu sinh”, “Thần vũ bất sát” và “Văn đức”. Thiên Đại Vũ mô chương Ngu thư trong sách Thượng thư có một đoạn Cao Dao bàn về đức hiếu sinh của các bậc đế vương có thể giáo hóa thần dân, xin thuật lại như sau:

“Cao Dao nói: ‘Đức của vua không sai lầm, tiếp kẻ dưới bằng giản dị, trị dân chúng bằng khoan hồng; phạt không bắt tội con, thưởng rộng đến đời sau. Tha thứ kẻ lầm lỗi, không kể lỗi lớn; bắt tội kẻ ngoan cố, không chừa lỗi nhỏ; phạt tội nghi lo khinh nhẹ, thưởng công nghi lo trọng hậu. Thà chịu lỗi không theo luật thường, chứ không giết kẻ không [rõ] tội hình ; đức hiếu sinh thấm tới lòng dân, cho nên dân chúng chẳng phạm đến các quan coi việc.”[33]

Các bậc đế vương dùng tâm thuần thiện thống trị thần dân, thưởng phạt công minh rộng lượng, đức hiếu sinh của họ thấm nhuần tất cả thần dân, nên thần dân kính phục đế đức, không dám vi phạm pháp luật. Câu “Thần vũ bất sát” xuất xứ từ Hệ từ (thượng) sách Chu Dịch: “Xưa các bậc thông minh, duệ trí, thần vũ không hiếu sát.” Khổng Dĩnh Đạt chú: “Đạo của Dịch sâu xa, dùng cát hung họa phúc chế ngự vạn vật, nên các đấng quân vương thông minh duệ trí thần vũ ngày xưa cho rằng các bậc thánh vương như Phục Hy dùng đạo của Dịch chế ngự được cả thiên hạ, không cần dùng hình luật chém giết để làm thiên hạ khiếp phục.”[34]

Ở đây ý nói bậc quân vương không nên lạm dụng hình phạt tàn khốc áp chế người dân, mà phải thông qua quy luật cát hung họa phúc để chế ngự họ.

Hai chữ “văn đức” tìm thấy trong lời tượng quẻ Tiểu súc sách Chu Dịch: “Gió đi trên trời là quẻ Tiểu súc, người quân tử coi đó mà sửa văn đức cho tốt đẹp.” “Văn đức” ở đây là đạo đức tốt đẹp, cao thượng. Từ này cũng thấy ở thiên Quý thị sách Luận ngữ: “Bởi vì đồng đều thì không nghèo khổ, hòa hợp thì không cô quả, an định thì không nghiêng ngả. Do đó, nếu người phương xa chẳng phục thì phải tu sửa văn đức để họ đến với. Khi họ tới rồi, thì giúp họ yên ổn.” Tập giải của Hà Án dẫn lời Bao Hàm rằng: “Chính trị, giáo hóa đồng đều thì không lo nghèo khổ. Trên dưới hòa hợp thì chẳng lo dân ít. Kẻ lớn người nhỏ yên ổn thì không sợ nước nhà ngả nghiêng.”[35]

Nếu đất nước, nhân dân đã thống nhất, an định, mà “người ở xa” vẫn chưa phục, thì bậc vương giả ắt phải tu sửa văn đức, khiến họ quy phục mình. “Văn đức” ở đây chính là thánh đức “nội thánh ngoại vương”, không chỉ là dùng lễ nghĩa giáo hóa người ở xa (ngoại vương), mà còn phải noi theo thánh đức để tu thân (nội thánh). Ngoài ra, “văn đức” còn đối ngược với “vũ công”: bậc vương giả nên dùng văn đức phủ dụ người ở xa, không nên dùng vũ lực chinh phục, khiến người ở xa luyến mộ đức hóa mà đến với mình.

Cuối cùng, chúng ta cũng nên đọc qua đoạn cuối của sách này, để hoàn thành sứ mệnh tìm hiểu đại ý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Sau khi Lê Lợi đánh bại quân Minh, do hậu duệ nhà Trần đã dứt, nên dâng biểu cầu phong với nhà Minh, lên ngôi quốc vương, thi hành chính pháp:

“Văn thư thong thả, mọi việc thảnh thơi. Thiên hạ thái bình, nhân dân lạc nghiệp, việc triều chính nhàn hạ, chốn biên địa chẳng lo, đã trở thành trời Nghiêu đất Thuấn. Thế mới biết bậc có đại đức thì trời tiếp sức, người quy phục, vốn chẳng đợi phú cường mà quốc gia thịnh trị.”[36]

Đoạn kết này gián tiếp so sánh nhà Lê với nhà Hồ: họ Hồ vô đạo, không thuận thiên lý, dẫn đến thất bại; nhà Lê thuận thiên hành đạo, lại có đại đức, nên được thiên hạ, thiên hạ thái bình thịnh trị. Trong đó “đại đức” là tiền đề để có được Thiên mệnh, nên Trung dung nói “Đức là thánh nhân” và “Cho nên có đại đức ắt đạt được ngôi vị, bổng lộc, danh tiếng, tuổi thọ… Cho nên, có đại đức ắt có được Thiên mệnh.”[37]

Ngoài ra, câu “Trời tiếp sức, người quy phục” xuất xứ từ thiên Vạn Chương (thượng) sách Mạnh Tử: “Vạn Chương hỏi: Có việc vua Nghiêu nhường thiên hạ cho ông Thuấn không? Mạnh Tử đáp: Không có. Thiên tử không thể đem thiên hạ nhường cho người. Vậy thì ai cho mà ông Thuấn có được thiên hạ? Đáp: Trời cho… Vua Nghiêu tiến cử ông Thuấn với Trời, Trời nhận ông ấy, dân mến phục mà nhận ông ấy… Cho nên nói: Trời tiếp sức, người quy phục.”[38] Theo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Đại đức” hoặc “văn đức” cũng bao hàm các phẩm hạnh “thánh đức hiếu sinh” và “thần vũ bất sát”, đặc biệt thể hiện ở thái độ khoan hòa nhân ái của Lê Lợi đối với bại tướng nhà Minh (hồi 59, 60), cha con họ Hồ và quân Minh không có những đức tính ấy nên cuối cùng đã thất bại.

4.3. Ý thức bổ sử và tinh thần độc lập quốc gia

Lời tựa trước phần chính văn của quyển tiểu thuyết viết: “Sách này sáu mươi hồi kể khái quát những chuyện trước và sau khi Lê Thái Tổ dựng nước.” Để thể hiện hoàn chỉnh diễn biến một giai đoạn lịch sử, tác giả đã dẫn dụng nhiều loại sử liệu, trong đó đáng chú ý nhất là một số sách sử Trung Quốc. Giáo sư Phan Huy Lê đã chỉ ra rằng bộ tiểu thuyết này không chỉ “tham khảo nhiều sách sử, truyền thuyết dân gian trong nước”, mà còn dựa vào “một số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39]. Chí ít trong số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 này có Minh sửMinh sử kỷ sự bản mạt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và Việt kiệu thư, hơn nữa những sách ấy đã phát huy vai trò quan trọng trong quá trình viết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Thông qua việc mượn những tư liệu Trung Quốc khá hiếm thấy ở Việt Nam để viết, sách này mang đến cho độc giả đồng bào cơ hội lắng nghe, quan sát những lời nghị luận của vua tôi triều Minh, hé mở những nội tình triều Minh mà sách sử Việt Nam không hề ghi chép.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dẫn dụng rất nhiều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 trong những ngữ cảnh khác nhau, dưới đây là một vài minh chứng.

Do Hồ Quý Ly cùng con là Hồ Hán Thương soán ngôi vua, hậu duệ nhà Trần là Thiên [Thiêm] Bình thỉnh cầu Minh Thành Tổ cứu viện. Thành Tổ sắc dụ Hán Thương nghinh đón Thiên Bình trở về nước, tôn lên làm vua, mặt khác ban sắc lệnh cho Tổng binh Quảng Tây là Hàn Quán tuyển năm nghìn quân lính, cùng Phó đô đốc Hoàng Trung thống lĩnh đề phòng sự biến. Hán Thương ngoài mặt tuân mệnh thi hành, nhưng âm thầm cho quân mai phục giết chết Thiên Bình.[40] Bọn Hoàng Trung đành phải kéo quân về nước. Sau đây là sự so sánh lời bàn của vua tôi nhà Minh về việc của nước An Nam giữa 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và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Thiên Bình và [Tiết] Nham đều đã chết. Bọn [Hoàng] Trung bất đắc dĩ kéo quân về. Biết chuyện, nhà vua nổi giận, bảo Thành quốc công Chu Năng rằng: “Bọn tiểu nhân bỉ ổi nhỏ bé, tội ác tày trời, lại còn dám ngấm ngầm bày kế gian hạ độc như thế. Trẫm suy lòng thành thật mà dung nạp, lại bị mắc lừa, nếu chẳng tru diệt, quân đội dùng vào đâu!” Bọn Chu Năng thưa: “Nghịch tặc tội lớn, trời đất không dung. Bọn thần xin lãnh oai trời, một phen tiêu diệt chúng.” Vua liền quyết định hưng binh.[41] Trước tiên là bọn Hoàng Trung đưa Thiên Bình về nước thất bại, dẫn tàn binh hồi triều. Tâu lại chuyện ấy, Thành Tổ thạnh nộ, bảo Thành quốc công Chu Năng rằng: “Bọn tiểu quốc dám chống lại đại quốc. Nếu chẳng tru diệt, quân đội dùng vào đâu!” Chu Năng rập đầu thưa: “Nghịch tặc tội lớn, không thể dung tha. Bọn thần xin lãnh oai trời, một phen tiêu diệt chúng.” [Chưa chắc] Thành Tổ liền quyết định hưng binh.[42]

Từ hai đoạn trên có thể thấy, cùng một sự việc nhưng thông qua lời kể khác nhau giữa ta và họ, thì sự thể hiện cũng không giống nhau. 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xem cái chết của Thiên Bình là nguyên do khiến Hoàng Trung “bất đắc dĩ kéo quân về”, còn theo Hoàng Việt xuân thuthì họ Hoàng thất bại không thể không “dẫn tàn binh trở về”, dường như thay đổi góc nhìn, chuyển quân đội nhà Minh từ một đội quân bảo vệ hậu duệ nhà Trần về nước thành một lực lượng thảm bại khi can thiệp vào việc của nước khác. Trong 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Thành Tổ gọi gộp cả An Nam và cha con họ Hồ là “bọn tiểu nhân bỉ ổi nhỏ bé”,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thì đổi “tiểu nhân bỉ ổi” thành “tiểu quốc”, hậu quả việc “tiểu quốc” này đánh bại Hoàng Trung là chiến tranh tăng cấp, khai chiến toàn diện với “đại quốc”. Về kết quả sau này của cuộc đại chiến, nước nhỏ An Nam có bị bại trận trước nước lớn Minh triều hay không, tác giả đã phê hai chữ “chưa chắc” ngắn gọn rõ ràng như một dự cáo sau lời nói “một phen tiêu diệt chúng” của Chu Năng.

Ngày xuất binh, Minh Thành Tổ dừng chân bên bờ Long Giang làm lễ thệ chúng, lời tuyên thệ chuyển vị từ 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sang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không hề sai khác:

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Cha con giặc Lê [Hồ] nếu bắt được không tha, những người bị ép phản nghịch thì không bắt tội, không dung dưỡng kẻ gây loạn, không khinh địch, không phá hoại nhà cửa mộ phần, không làm hại ruộng lúa, không tham đoạt của cải, không cướp vợ người, không giết kẻ quy phục. Nếu ai phạm phải điều này, tuy có công cũng chẳng tha thứ. Không mạo hiểm xông pha, không tham lợi tiến quân bừa bãi. Sau khi bắt được tội nhân, sẽ chọn con cháu hiền tài họ Trần, lập lên vương vị, cai trị một phương, khao thưởng quân đội, trình báo miếu đường, công danh rỡ ràng vô tận. Tất cả hãy cố gắng.[43] Cha con giặc [Hồ] nếu bắt được không tha, những người bị ép phản nghịch thì không bắt tội, không dung dưỡng kẻ gây loạn, không khinh địch, không phá hoại nhà cửa hàng quán, không làm hại ruộng lúa, không tham đoạt của cải, không cướp vợ người[hai câu này là lời thề suông mà thôi], không giết kẻ quy phục. Nếu ai vi phạm, tuy có công cũng chẳng tha thứ. Không mạo hiểm xông pha, không tham lợi tiến quân bừa bãi. Sau khi bắt được tội nhân, sẽ chọn con cháu hiền tài họ Trần, lập lên vương vị, thống trị một phương [như vậy, không dám phụng chiếu], khao thưởng quân đội, trình báo miếu đường, theo thứ bậc định công lao.[44]

Tác giả 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Nghiêm Tùng Giản bình luận về lời thệ chúng của Minh Thành Tổ như sau: “Xét rằng: đọc những lời thệ chúng, đều là mưu chước bình định, chiêu tập an dân, thật sáng rỡ không thua gì các bậc đế vương đời xưa thần vũ bất sát!”[45]

Nếu như các tướng lĩnh quân đội nhà Minh đều nghiêm túc chấp hành mệnh lệnh, thì bốn biểu sẽ an định, thiên hạ được thái bình. Đáng tiếc là lời nói và việc làm của phàm nhân thường không tương ứng.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mượn lời của tướng quân Việt Nam là Phạm Đán nói cho chúng ta biết lỗi lầm của quân đội nhà Minh (hồi 13):

“Binh pháp dạy: ‘Trị binh cơ, mưu quốc sự, trước tiên phải nhờ sức dân. Trước dân hòa thì sau mới thành đại sự.’ Huống chi họ [chỉ quân Minh] từ khi dấy binh đến nay, tàn hại sinh linh, chém giết dân lành, bá tánh Bắc Hà, dìu già dắt trẻ, vượt sông Nam tiến, tiếng khóc lời than, vang động đất trời, tướng quân đã tận mắt trông thấy. Vả lại, người cùng đường ắt phản, dân cùng khổ ắt lìa, họa phát khởi từ trong, muốn tiêu trừ chẳng kịp.”[46]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lại kể thêm, sau khi quân Minh chiếm cứ An Hà, thiết lập Đô chỉ huy ty cùng Thừa Tuyên bố chánh sứ ty và Đề hình án sát sứ ty, nhập An Nam vào bản đồ Trung Quốc và trực tiếp thống trị. Điều này trái ngược với lời thệ chúng của Minh Thành Tổ trước khi xuất binh, lúc ấy tuyên bố lập con cháu họ Trần tức vị, sau đó lui quân, để An Nam vẫn là một quốc gia độc lập. Tiểu thuyết lại kể, tháng 12 mùa đông năm Ất mùi (1415) Minh Thành Tổ sai sứ đem Hồng Vũ cấm thư cùng Đồ cảo của Cao Biền ban cho Bố chánh sứ, Án sát sứ Hoàng Phúc và bảo: “Trẫm nghe An Nam có nhiều vùng đất tốt. Khanh là nhà phong thủy tài ba, nhân thời bình hãy dạo xem kỹ càng, vẽ lại hình thế đệ trình cho trẫm.” Hoàng Phúc vâng mệnh, liền sai thuộc hạ đi khắp nơi hỏi tìm sách vở tàng trữ trong dân chúng.[47]

Hồng Vũ cấm thư và Đồ cảo đều là sách viết chuyên về địa lý phong thủy, người xưa tin rằng dựa vào hoặc sửa đổi núi sông, địa thế, linh khí có thể ảnh hưởng đến sự thịnh suy của cuộc đời, của vận nước.[48] Điều này có đúng hay không, nay không thể xét được, nhưng tiểu thuyết kể chuyện Minh Thành Tổ muốn nắm rõ kiến thức về địa lý, phong thủy An Nam càng cho thấy Minh Thành Tổ xem An Nam đã thuộc về mình và thống trị đất ấy, như vậy đã làm trái lời thệ chúng trước kia.

Nếu cùng đọc lời thệ chúng của Minh Thành Tổ với bài dụ văn trong tiểu thuyết do quan Thị lang nước An Nam là Đoàn Phát phụng mệnh soạn và bố cáo trước thiên hạ, sẽ càng thấy rõ tội trạng ngôn hành bất nhất của Minh triều. Bài dụ văn vạch rõ tội của quân Minh như sau:

“Lễ rơm nghĩa cỏ, giáo đã dứt nơi bốn giềng;

Gươm rừng đao núi, hình lại thảm với năm oan.

Pháp ty lộng quyền, chính hà khắc hơn mãnh hổ;

Quan ranh đoạt lợi, dân khốn khổ nỗi độc xà.

Thật là: Người thần cùng oán, trời đất chẳng dung.”[49]

Lời thệ chúng được tuyên dương, ca ngợi trong 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chuyển vị sangHoàng Việt xuân thu đã trở thành “lời thề suông” như lời phê của tác giả.

Theo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thuật lại, tuy Lê Lợi cùng nghĩa quân từng liên kết với quân Minh công phạt cha con họ Hồ, nhưng nguyên tắc hàng đầu của việc liên minh giữa họ với quân Minh là độc lập chủ quyền của quốc gia dân tộc:

“Vả lại, ta binh yếu tướng ít, nước nhỏ dân nghèo. Muốn cất mấy ngàn quân ô hợp chống trăm vạn lính kiêu hùng, khác nào đem trứng chim gà chọi vào núi Thái. Người xưa có lời rằng: ‘Sông núi nước Nam, Nam đế ngự; rành rành phân định ở sách Trời.” thật chẳng phải lời suông lẽ dối. Chi bằng hợp lực với Minh trừ khử loạn thần, khiến sông núi nước Nam trở về chủ cũ, sau đó huynh đệ ta lui về chốn ruộng đồng, an cư lạc nghiệp. Ví như người Minh cótâm địa ham muốn vượt phận, cũng phải lo sợ đến danh nghĩa của họ.”[50]

Sau đoạn này có lời phê rằng: “Rõ ràng [anh em Lê Lợi] muốn lập họ Trần rồi lui về đồng ruộng.  Chỉ e không được như thế, đến nỗi lắm chuyện thêm thôi.” Nghĩa là, nếu Minh triều vẫn “có tâm địa ham muốn vượt phận”, thì anh em Lê Lợi ắt sẽ tiếp tục lãnh đạo quân dân kháng chiến, giành lại chủ quyền quốc gia. Thế là, thánh đức “thần vũ bất sát” không thuộc về Minh triều mà chuyển vị sang Lê Lợi, giúp ông ấy dựng xây công nghiệp vệ quốc an dân.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kể lại thời kỳ quân Minh chiếm cứ An Nam, đại tướng Minh triều là Hoàng Phúc có công giáo hóa nhân dân An Nam, nhưng cách nói về công lao họ Hoàng trong ở đây và trong sách sử Trung Quốc cũng không giống nhau. Hồi thứ 36 viết: “Hoàng Phúc lập nhà học ở các phủ, huyện, châu, cùng các sách về âm dương, y học, tăng cương, đạo kỷ… [nguyên văn như thế]. Lúc ấy có người Giao Châu là Lâm Thiếu Ngại và Lê Công Soạn đến Đông Đô thọ học với Hoàng Phúc.” Phía sau có lời phê: “Ở đây nói đến hai người Lâm, Lê để phục bút, hồi sau nói tiếp.”[51]

“Phục bút” ở đây phải đợi đến hồi thứ 58 mới được hiển lộ.  Hồi thứ 58 kể chuyện hai vị tướng quân của Thái Tổ Lê Lợi là Lâm Thiếu Ngại và Lê Công Soạn phụng mệnh dẫn hai ngàn quân lính mai phục ở ải quan, chặn đường lui binh của quân Minh. Binh mã Hoàng Phúc bị phục binh, hai tướng Lâm, Lê nhận ra đại tướng đối phương trên chiến trường chính là ân sư của họ. Tình tiết ly kỳ này vốn đã được em ruột Lê Lợi – Phó quân sư Lê Thiện – liệu trước: “Ngày trước sai hai tướng phải bắt cho được Phúc, ắt chẳng dám vì tình riêng làm hỏng việc chung.” Quả nhiên, sau khi Hoàng Phúc bị quân sĩ An Nam bắt sống, hai tướng Lâm, Lê “đều xuống ngựa xúm lại vái chào” và nói: ‘Ngài là bậc cha mẹ của chúng tôi! Ngài nếu không về Bắc thì tiểu tử này cũng chẳng đến đây.’ Nói xong đều khóc.”

Quan hệ thầy trò giữa Hoàng Phúc với Lâm, Lê có thật không? Hoàng Phúc truyện trongMinh sử có kể như sau:

“[Hoàng Phúc] đến ải Kê Lăng, bị giặc bắt, toan tự sát. Giặc xúm lại vái mà khóc rằng: “Ngài là cha mẹ của dân, ngài không đi, chúng tôi cũng chẳng tới đây.” Nói rồi cố ngăn ông ấy. Lê Lợi biết chuyện ấy, nói: “Trung Quốc sai quan cai trị Giao Chỉ, nếu ai cũng như Hoàng Thượng thư thì ta há phản kháng làm gì!” Sai người đến bảo vệ, tặng bạc vàng, ban lương thực, đưa kiệu xuất quan.”[52]

Rõ ràng, điều ghi chép trong Minh sử chính là sự thật về quan hệ thầy trò giữa ba người Hoàng, Lâm, Lê trong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Những phẩm chất nhân từ, tài trí của Hoàng Phúc là không thể phủ nhận.  Phần Giản Định Đế trong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cũng nói: “Phúc là người thông tuệ, khéo ứng biến, có tài trị dân, mọi người đều phục.” Nhưng tác giả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cho rằng họ Hoàng chỉ có công trong vòng giáo hóa hạn hẹp một số đồ đệ mà thôi, nên sửa lời khen họ Hoàng “Ngài là cha mẹ của dân” trong Minh sử thành “Ngài là bậc cha mẹ của chúng tôi [Lâm, Lê].”

Ngoài ra, chúng ta cũng nên chú ý trọng điểm tư tưởng của câu chuyện về Lâm, Lê trong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Sau khi Hoàng Phúc bị quân An Nam bắt sống, cùng với các loại đồ thư điển tịch của ông (bao gồm An Nam địa khóa do đệ tử thu thập và di cảo của Cao Biền) được đưa đến trước Lê Thái Tổ, chờ nghe phán xét. Thái Tổ xem sách của họ Hoàng, lại nghe Hoàng đại ngôn rằng “Nếu ta thọ hình thì không hợp địa lý” bèn nổi giận định xử trảm. May có Lê Công Soạn ôm lấy Hoàng Phúc, Lâm Thiếu Ngại khấu đầu xin chết thay, lại có Phó quân sư Lê Thiện khuyên giải: “Bắt kẻ thù giải về dưới trướng, đó lấy trung thờ vua; xin thay chết trước gươm, đó dùng nghĩa thờ thầy. Xin chúa thượng ra ơn, giúp hai người lưỡng toàn trung nghĩa.” Nhờ thế là họ Hoàng được tha chết.[53] Như vậy, trọng điểm của câu chuyện trên không còn là công lao của Hoàng Phúc đối với nhân dân An Nam nữa, mà là tinh thần nghĩa khí trung quân ái quốc, tôn sư trọng đạo của hai người Lâm, Lê.

  1. lời kết

Trước khi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du nhập vào Việt Nam, Tam quốc chí đã được lưu truyền và thâm nhập vào các phương diện xã hội, chính trị, văn hóa bản địa.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chí ít đã được lưu hành trong tầng lớp trí thức Việt Nam đầu thế kỷ 15, vì vậy những tích truyện trong đó đã trở thành điển cố thường dùng trong văn học Việt Nam. Đến thế kỷ 17, bộ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kinh điển này lại được truyền đến vùng đất phương nam mới khai phá của Việt Nam và nhận được sự yêu thích đặc biệt. Danh thần của chúa Nguyễn là Đào Duy Từ (1572 – 1634) trước khi ra làm quan từng viết tác phẩm Ngọa Long Cương vãn, tự sánh mình với Gia Cát Lượng để tỏ chí bình sinh.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là nhân tố ngoại lai khai phát cho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Hán văn Việt Nam. Cuối thế kỷ 17, bộ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đầu tiên của Việt Nam là Hoan châu ký ra đời, giàu chất bổ sử, khuyến giới và hư cấu.

Sử dụng liên văn bản tìm hiểu văn bản tiểu thuyết, cũng giống việc giải thích điển cố, nhưng hai thao tác không đồng nhất hoàn toàn. Trong việc giải đọc điển cố, tác giả và độc giả thường được giả định dùng chung một nguồn tài liệu hay sử liệu; độc giả giải đọc điển cố giống như giải câu đố, và chỉ có duy nhất một đáp án chính xác mà thôi. Liên văn bản không giống điển cố ở chỗ, nó tùy thuộc vào phạm vi và năng lực liên tưởng của độc giả. Độc giả có tài liệu càng nhiều, hiểu biết càng rộng, lý giải văn bản sẽ càng phong phú, càng tạo thêm nhiều màu sắc cho văn bản. Khi độc giả vận dụng liên văn bản đọc tác phẩm, sẽ bị lực đẩy của văn bản tác động, khiến không ngừng liên tưởng, khảo nghiệm, từ bỏ hoặc lựa chọn một tài liệu nào đó thích hợp với ngữ cảnh. Do đó, kết quả giải đọc sau khi vận dụng liên văn bản không nhất định phải giống nhau, nhưng thường có điểm tương đồng. Giải đọc tiểu thuyết Hoàng Việt xuan thutheo tiếp cận liên văn bản có thể xem là một ví dụ. Các câu “Hữu đức tắc trị” hoặc “Thiên dữ, nhân quy” (Trời phú, dân theo) nếu được xem như những thành ngữ thường dùng, đã có thể lập tức khiến phân đoạn trong văn bản có ý nghĩa, nhưng thông qua liên văn bản với các tác phẩm kinh điển, lại có thể nhận ra hàm ý của từ ngữ, câu cú, phân đoạn được tàng ẩn nhiều lớp nhiều tầng. Điều này cũng chỉ cho chúng ta biết những tài liệu văn sử tác giả có thể đã từng tham khảo.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ra đời ở thế kỷ 19 một mặt kế thừa truyền thống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Việt Nam, mặt khác lại có tinh thần khen trách trong Xuân thu của Khổng Tử, đồng thời có hình thức kết hợp lịch sử với tiểu thuyết giống như Ngô Việt xuân thu của Trung Quốc. Thông qua thủ pháp vận dụng liên văn bản có thể giải đọc đại ý của sach: đó là sự dung hợp quan điểm chính thống và tư tưởng trị quốc an dân của Nho gia vào hoàn cảnh Việt Nam, sự nghiệp an bang vệ quốc phải dùng “đại đức” và tài năng thu phục lòng người, chống lại ngoại xâm giữ yên xã tắc. Nhân vật chính diện trong tiểu thuyết là Lê Lợi trong quá trình chống Minh phục quốc, do gồm đủ phẩm hạnh thánh vương, nên đã giành lại được chủ quyền đất nước, gây dựng triều đình, an định dân sinh.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mang bút pháp của cả sử học gia và tiểu thuyết gia, đã dùng một lượng lớn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 đem đến cho người đọc cơ hội quan sát nội tình nhà Minh. Khi chọn dùng sử liệu Trung quốc, sách đã dẫn dụng tinh tế, chuyển vị tư liệu sang ngữ cảnh mới của tiểu thuyết, nhân đó thay đổi hàm ý vốn có của chúng, bổ trợ cho tình tiết của tiểu thuyết, và tạo ra sự hồi ứng có tính phê phán đối với tài liệu được sử dụng. Những lời phê là bộ phận hữu cơ của tiểu thuyết, thường được xen vào sử liệu trích dẫn, phát huy vai trò triệt tiêu ý nghĩa thần thánh hóa của sử liệu được dẫn dụng. Từ đó, trong bộ tiểu thuyết giàu tinh thần độc lập tự chủ này, các sử liệu ấy có khi được chuyển vị thành những lời văn phúng thích (như lời thệ chúng của Minh Thành Tổ), có khi được sửa đổi thành những điểm nhấn mới mẻ bất ngờ (như câu chuyện của ba thầy trò Hoàng, Lâm, Lê).

 

[1] [Việt] Ngô Thì Sĩ, Việt sử tiêu án, Hiệp hội liên lạc nghiên cứu văn hóa Á Châu Việt Nam dịch từ Hán văn sang Việt văn La-tinh, Sài Gòn, Văn Sử xuất bản xã, 1960.

[2] Việt điện u linh tập, trong Việt Nam Hán văn tiểu thuyết tùng san, Trần Khánh Hạo, Trịnh A Tài, Trần Nghĩa chủ biên, tập 2, sách 2, Pháp quốc Viễn Đông học viện san, Đài Loan Học sinh thư cục, 1992.

[3] Dẫn chứng này do ông Lưu Hồng Sơn cung cấp. Nhân đây xin gửi lời cảm tạ.

[4] Lục Lăng Tiêu, Việt Nam Hán văn lịch sử nghiên cứu, Dân tộc xuất bản xã, Bắc Kinh, 2008, tr.49.

[5] Hạ Lộ, “Tam quốc diễn nghĩa đối Việt Nam Hán văn lịch sử tiểu thuyết đích ảnh hưởng,” Nội Mông Cổ Sư phạm đại học học báo, Triết học xã hội khoa học bản, quyển 9, kỳ 3, tr.46.

[6] Như chú thích 4.

[7] Hạ Khang Đạt, Vương Hiểu Bình, Nhị thập thế kỷ quốc ngoại Trung Quốc văn học nghiên cứu, Thiên Tân Nhân dân xuất bản xã, 2000, chương 2 “Việt Nam Trung Quốc văn học nghiên cứu diện diện quan,” tr.136.

[8] Nghiêm Tùng Giản, Thù vực chu tư lục, Dư Tư Lê điểm hiệu, Trung Hoa thư cục, Bắc Kinh, 2000, tr.237.

[9] Như trên, tr.238.

[10] [Việt] Nguyễn Tự, Truyền kỳ mạn lục, trong Việt Nam Hán văn tiểu thuyết tùng san, Trần Khánh Hạo, Vương Tam Khánh chủ biên, Pháp quốc Viễn Đông học viện xuất bản xã, Đài Loan Học sinh thư cục ấn hành, 1987, tr.273 và 287, chú 47.

[11] Như trên, tr.382 và 402, chú 91.

[12] Như trên, tr.422 và 437, chú 60.

[13] Chu Thuấn Thủy tập, Trung Hoa thư cục, Đài Bắc, 1980, quyển 2 An Nam cung dịch kỷ sự, tr.26.

[14] [Việt] Hoan châu ký, trong Việt Nam Hán văn tiểu thuyết tùng san, Trần Khánh Hạo, Vương Tam Khánh chủ biên, Pháp quốc Viễn Đông học viện xuất bản xã, Đài Loan Học sinh thư cục ấn hành, 1987, tr.283.

[15] Như trên.

[16] Như trên.

[17] Xem: Trần Văn Giáp, Tìm hiểu kho sách Hán Nôm – Nguồn tư liệu văn học, sử học Việt Nam, (2 tập), tập 2,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1990, tr.179.

[18] Vũ Xuân Mai soạn, Lê Hoan nhuận sắc,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Trần Nghĩa dịch sang Việt văn và viết lời dẫn, Nxb. Thế giới, Hà Nội, 1999, tr.11-12.

[19] Như trên, tr.18, chú 3; xem thêm phần phụ lục Hán văn của sách này, tr.445-693.

[20] Những vấn đề thảo luận chi tiết về văn bản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xin xem: Nguyễn Nam, Cái chết của tác giả tiểu thuyết lịch sử? Những vấn đề nhân đọc Hoàng Việt xuân thu, phát biểu tại Hội thảo quốc tế “Tiếp cận văn học châu Á từ lý thuyết phương Tây hiện đại: vận dụng, tương thích, thách thức và cơ hội”, Viện nghiên cứu văn học (Việt Nam, Hà Nội), ngày 13-14 tháng 3 năm 2011.

[21] Như Hoàng Việt lịch đại hợp biênHoàng Việt thực lục (chép việc từ năm thứ 8 niên hiệu Nguyên Hòa 1540 đến năm thứ 38 niên hiệu Cảnh Hưng 1877), Hoàng Việt ngọc phả ký tập (1816), Hoàng Việt hội điển toát yếu(1833), Hoàng Việt sách tuyển (Ngô Thế Vinh (1802 – 1856) đọc và bình), Hoàng Việt văn tuyển (1825), Hoàng Việt thi tuyển (1825), Hoàng Việt thái phó Lưu quân mộ chí (có phụ lục bài văn bia do Ngô Thế Vinh soạn năm Tự Đức thứ 8 (1855)), Hoàng Việt phong nhã thống biên (do Phan Thanh Giản (1796-1867) biên tập), Hoàng Việt lịch đại thi phú (1879), Hoàng Việt long hưng chí (1904), Hoàng Việt khoa cử kính (1919), Hoàng Việt tân san luật(1923), Hoàng Việt hình luật (1933), hoặc Hoàng Việt Trung kỳ hộ luật (1937). Xem thư mục trực tuyến 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Việt Nam tại địa chỉ: http://www.hannom.org.vn/default.asp?CatID=131.

[22] Xem: Phan Huy Lê, “Tác phẩm Việt Lam xuân thu có giá trị về mặt sử liệu hay không?”,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số 58 (tháng 1 năm 1964).

[23] Như chú thích 14.

[24] Xem: http://sites.google.com/site/hotranduyenhung/goc-tich-ho-tran-duyen-hung.

[25] Julia Kristeva, Séméio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Nxb. Seuil, 1969, tr.115; dẫn từ [Pháp] Tiphaine Samoyault, Nghiên cứu tính liên văn bản, Thiệu Vĩ dịch, Thiên Tân Nhân dân xuất bản xã, Thiên Tân, 2002, tr.4.

[26] Kristeva,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Nxb. Seuil, 1974, tr.60; dẫn từ [Pháp] Tiphaine Samoyault, Nghiên cứu tính liên văn bản, như trên, tr.6.

[27] Kristeva, Nous Deux’ or a (Hi)story of Intertextuality, Tạp chí Ngữ hệ La-tinh, tập 93, kỳ tháng 1 đến tháng 3 năm 2002, tr.7-12.

[28] Thập tam kinh chú sớ – Mạnh Tử chú sớThập tam kinh chú sớ chỉnh lý ủy viên hội chỉnh lý, Bắc Kinh đại học xuất bản xã, Bắc Kinh, 1999, tr.178.

[29] Triệu Diệp, Ngô Việt xuân thu toàn dịch, Trương Giác dịch chú, Quý Châu Nhân dân xuất bản xã, 1993, tr.1.

[30] Tuân Tử toàn dịch, Tưởng Nam Hoa, La Thư Cần, Dương Hàn Thanh chú dịch, Quý Châu Nhân dân xuất bản xã, 1995, tr.285.

[31] Thập tam kinh chú sớ – Thượng thư chính nghĩaThập tam kinh chú sớ chỉnh lý ủy viện hội chỉnh lý, Bắc Kinh đại học xuất bản xã, Bắc Kinh, 1999, tr.197.

[32] Như chú thích 18, tr.445.

[33] Thập tam kinh chú sớ – Thượng thư chính nghĩaThập tam kinh chú sớ chỉnh lý ủy viên hội chỉnh lý, Bắc Kinh đại học xuất bản xã, Bắc Kinh, 1999, tr.91-92.

[34] Thập tam kinh chú sớ – Chu Dịch chính nghĩaThập tam kinh chú sớ chỉnh lý ủy viên hội chỉnh lý, Bắc Kinh đại học xuất bản xã, Bắc Kinh, 1999, tr.288.

[35] Thập tam kinh chú sớ – Luận ngữ chú sớThập tam kinh chú sớ chỉnh lý ủy viên hội chỉnh lý, Bắc Kinh đại học xuất bản xã, Bắc Kinh, 1999, tr.221.

[36] Như chú thích 18, tr.693.

[37] Tứ thư chương cú tập chú, Chu Hy soạn, Trung Hoa thư cục, Bắc Kinh, 1983, tr.25-26.

[38] Như chú thích 27, tr.256-257.

[39] Như chú thích 19, tr.41-43.

[40] Theo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 Hồ Hán Thương: “Tháng 4 mùa hạ năm Vĩnh Lạc thứ 4, nhà Minh sai Chinh Nam quân Hữu quân Đô đốc Đồng tri Hàn Quán cùng Tham tướng Đô đốc Đồng tri Hoàng Trung dẫn 50 vạn quân Quảng Tây sang xâm chiếm, lấy cớ đưa ngụy Trần là Thiêm Bình về nước… Tháng 8 Hoàng Trung vào đến cửa Lãnh Kinh, quân Hồ bị đánh bại… Duy Tả thánh dực quân Hồ Vấn từ Vũ Cao bất ngờ dẫn quân đến đánh bại chúng. Trung liệu không địch nổi, đêm đến canh 2 bỏ trốn… Quân Minh dẫn Thiêm Bình theo và sai Quân y Cao Cảnh Chiếu đưa thư hàng rằng: ‘Hoàng Tổng binh sai hạ quan đến báo rõ tình hình. Trước kia do Trần Thiêm Bình đến triều đình tấu rằng hắn chính là Vương tử nước An Nam, nên kéo đại quân đến. Không ngờ dân chúng nước ấy không phục, rõ ràng là giả dối. Nay dẫn quan quân về tâu lại, tới quan ải lại bị chặn đường. Nay dâng nạp Thiêm Bình, may nhờ tha cho. Hồ cảm tạ đồng ý… Xử [Thiêm Bình] tội lăng trì.’”

[41] Như chú thích 5, tr.177.

[42] Như chú thích 18, tr.468.

[43] Như chú thích 5, tr.177.

[44] Như chú thích 18, tr.469.

[45] Như chú thích 5, tr.177.

[46] Như chú thích 18, tr.494.

[47] Như chú thích 18, tr.597.

[48] Thư viện Quốc gia Việt Nam (Hà Nội) hiện còn 1 quyển Hồng Vũ đại định địa lý cấm thư, (ký hiệu R.1972).

[49] Như chú thích 18, tr.609.

[50] Như chú thích 18, tr.489.

[51] Như chú thích 18, tr.596. Theo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năm 1414, “Tháng 9, Hoàng Phúc triều Minh treo bảng bảo các phủ, châu, huyện thiết lập Văn miếu, đàn Xã tắc, đàn thờ các thần chưa được thờ như Gió, Mây, Núi, Sông…, thường làm lễ tế”, đồng thời còn “sai quan đưa các nhà nho, y, âm dương, tăng, đạo sang Yên Kinh phong chức quan (mới) về lại nha môn giữ chức”.

[52] Trương Đình Ngọc, Minh sử thứ 14, từ quyển 147 đến quyển 162 (truyện), Trung Hoa thư cục, Bắc Kinh, 1974, tr.4226.

[53] Như chú thích 18, tr.686-687.

http://khoavanhoc-ngonngu.edu.vn/hom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44:-dung-vn-s-liu-trung-quc-ly-gii-tiu-thuyt-han-vn-vit-nam-trng-hp-hoang-vit-xuan-thu&catid=121:ht-vit-nam-trung-quc-nhng-quan-h-vn-hoa-vn&Itemid=187

You Might Also Like